饥饿的毛时代
饥饿的毛时代作者：悠悠岁月
前言：老夫年已六十。近来某些人（包括一个什么媒体的高级官员）为毛时代唱赞歌，公然否认大跃进饿死很多人这一已经定论的事实。作为一介平民，本人无法接触国家档案，也无法找到证据证明那时全国到底饿死多少人。但是，作为一名亲历者，我知道我们村里有人饿死，我忘不了自己饿得难受的情景。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中国最饥饿的地方。为此，将亲身经历叙述如下。再次，呼吁全国有志青年抓紧采访你们的祖辈，记录他们挨饿的事实，以保存历史，以防止悲剧重演。
饥饿的毛时代
“伟人”曾说过：“中国有六亿人口，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从我能记事起一直到改革开放，近30年里，能不能吃饱饭一直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件事。有句谚语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里，种粮的中国农民却一直是最饥饿的。
1、“共产主义”的日子
我的家乡就在美丽的沂河岸边，属于城郊，土壤状况良好，地理环境优越。1958年，我刚刚记事，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农村开始吃公共食堂，任何人家里不准冒烟。同时，大炼钢铁，许多青壮年都被逼着到外地土法炼铁。记得那时大姑娘都很害怕，因为听说“炼钢铁要炼到大姑娘要变成老天太”。我的伯父是个老党员，时任生产队长，大字不识一个，思想极左，非常积极，挨家挨户查，看见谁家有锅和鏊子就提走。那一年粮食大丰收，记得田野里到处都是黄灿灿的大豆粒子，地瓜又大又好。可是，由于吃大锅饭，“干不干三顿饭”，大家都不出力，也没人敢往家里捡，加上青壮年都去炼钢铁了，村里的劳力所剩无几，结果粮食大部分都烂在地里了。加上“浮夸风”、“放卫星”，虚报产量，公粮交得多，剩下一点，放到食堂里的，一是铺张浪费，二是食堂管理人员多吃多占，很快就糟蹋没了。开始时，吃得又饱又好，小孩子搬着小板凳到一块吃饭，挺热闹的。可是，好景不长，过了没几个月，生活就越来越差了。
小时候，不外出，但是记得村里的大跃进氛围很浓。好一些的墙壁上都画上五颜六色的墙画。仅靠大街的本家继祥大哥家的后墙上就画着一条龙，龙身上骑着一个青年，抓着龙须，画上写着“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还有一幅画的是连着云彩的庄稼垛，上面坐着一伙兴高采烈的社员。
那几年，到处响着“红歌”，记得最熟悉的一首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十五年要赶上英国，全国人民有信心。”
人怨天怒，大概第二年，天气就非常不好。记得那几年的雨季特别长，门前的大街变成了小河，大门口用麻袋装满泥土堵上，以免雨水涌入，有不少破旧的房子坍塌了，还有人遇难。这样一来，田地里积水成灾，很多农田庄稼失收，收到生产队的地瓜干都是黑的，到了冬天，就只能喝地瓜干汤和青菜汤了。地瓜干大都是坏的，又苦又黑，搅上一点杂粮面子。“糊涂汤子照人影”是社员们对那时食堂里吃的饭的真实描述。后来，眼看继续下去，稀饭汤也维持不下去了，就改变方法，按人口分，各家带回家吃。再后来，生产队里粮食奇缺，又实行饭票制，每人每天定量“三大两”（150克）。
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非常冷。家里人从食堂打回来渣豆腐。那时的渣豆腐里几乎没有豆子，黑乎乎的，大锅做的又粗糙，很难吃。那时，离城远一点的村子生活好一些，能吃上干粮、地瓜一类的，我村好多人去那里讨饭。年幼的我不愿吃黑渣豆腐，又别无选择，就要求去邻村沭卜岭讨饭，父母答应了。我就端着一只大黑碗，拿着一根讨饭棍去了沭卜岭。北风把沭卜岭街上吹得很光滑，大地冻得硬梆梆的，外面人非常少。那时上门讨饭要喊“大娘，大娘，给点吃的吧”。我走了几个门，就是不好意思开口，盼着有人出来施舍一点地瓜稀饭什么的，可是就是等不来人（其实那时他们也吃不饱，地冻三尺，谁还出门呢？）。眼看天快黑了，衣衫单薄的我冻得坚持不住了，只好转身回家。家人可能估计我讨不到吃的，还给我留了一碗黑菜汤，我含着眼泪将就吃了。
那年月，多亏了三姐。她在大队办的草纸厂上班，这种“村级工人”就特殊一点，每天能发两个粮食和瓜干粉合成的窝头。她自己舍不得吃，带回家，全家六口人匀着吃。两个窝头掰成几半，母亲总是让父亲先吃，父亲吃一点，就假装吃饱了，让我们吃，我最小，就多给我吃一点。那时的粗窝头真好似山珍海味啊！
饿！饿！饿！
肚子填不饱，填到肚子里的东西又没营养，小孩消化的又快，每到放学回家就饥肠辘辘。可是，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只能忍着。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竟然拿出一块煮熟的地瓜，我高兴极了，几口就吃下了，那味道至今还记得。
还有一次，回家路上，我捡到一张饭票，象现在中了大奖似的拿回家。那时每月限量供应，家里的饭票都算计着吃。见我捡了饭票，母亲知道我饿，就让我去食堂买饭吃。我从食堂买了一个豌豆皮和地瓜面等混合在一起做的窝头，回到家交给母亲，母亲自然不舍得吃，说：“你捡的，你吃了吧。”我狼吞虎咽的吃下了。刚吃完，食堂的司务长来了，他拿着我买窝头的饭票，说：“你这张饭票过期了。”可是窝头已经下肚了，母亲只好又从家里拿了一张珍贵的饭票给他。
一年冬天，生产队的驴饿死了，食堂里就煮驴肉，但是，煮的驴肉不分给社员吃，都让干部吃了。那天晚上，我们十几个饥饿的小孩围在食堂的门外，食堂的大门反锁着，我们似乎闻到了里面的驴肉味，馋得淌口水，我们幻想着里面的人发慈悲，出来给我们一点驴肉汤喝。等到夜深才回家，我们连驴骨头也没见到。
那些年，冬天没事，有个勇敢的孩子头常常带着我们男孩在食堂外玩，一边玩一边喊：“干！干！干！干上三天也吃不上饭！”我们还常常唱一段根据电影插曲改编的歌：“东家在高楼，社员们来秋收，流血流汗当马牛。老人折断腰，儿童筋骨廋，这样的苦日子啥是个头？”
那时的窝头，大都是地瓜面的，剩的又黑又硬，两手使劲才能掰开，社员把它叫做“钢盔”。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吃过豌豆皮和玉米面在一起做的，感觉挺好吃；吃过豆饼（现在用来喂猪或作肥料）做的，吃了肚子胀；吃过花生皮粉碎了做的，咽不下而且吃了拉不出来。不论什么做的，都不够吃。很多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有一些人饿死。我有个玩伴，乳名叫来运，他家离我家不到一百米。他家人口多，而且都是男孩，分点稀粥不够吃的。有一天，他爷爷饿得撑不住了，就爬到食堂想要点稀饭喝，可是司务长不给，最后就饿死了，临死前，他叫着司务长的乳名，嘱咐后代不要忘了他。可怜的老人，他哪里知道祸根是谁啊！（前些日子，我见到来运的四弟，谈起此事，他还记得爷爷的咽气前的话呢。）
“来运”家爷爷饿死的老宅
父亲也是在那年月里去世的，时年49岁。他那时在生产队看场屋。那年，饥饿的人们终于盼到小麦熟了，割了小麦，食堂就赶着磨了麦糊子，贴了饼子分给社员填一下肚子。每个成年人分得两个很硬的麦饼子，母亲只吃了一个，另一个让给父亲吃了。父亲整个冬春一直挨饿，肚子太空了，肠胃已经很薄了，那死硬的饼子竟然要了他的命，下午，父亲就肚子痛起来，当晚就被送往城里医院。可是到底没能活着回家，我也没能听到父亲给我说一句话。噩耗传来，家里一时天昏地暗，母亲、姐姐都大叫着“塌了天了啊！”在那饥寒交迫的年代里，一个大家庭失去了主心骨，更是举步维艰啊！
会过日子、家庭团结的人家好一点，从食堂打来饭，一家人每人匀一点，每人吃个半饱甚至三分饱，尽管肚子叫屈，可是都能撑下去。也有的人家里藏个小锅，偷偷煮点野菜充饥。可是，有的人家就不行。
我远房的一个大哥叫继兰，贫农。这个大哥以懒汉著名，而且不会领导家庭。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儿一女。每当从食堂打回饭，大家就争吃的，又打又骂，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经调解，分家！全家就分成了三伙——大哥和他老母亲一伙，大儿子、二儿子一伙，老婆、女儿、小儿子一伙。
2、拾麦穗、倒地瓜的生活
父亲走了，家里的生活就更艰难了。
在收获的季节里，特别是在我未成年时，我常和伙伴们下地搞“小夏收”和“小秋收”，就是捡拾生产队收获时剩下的麦穗、稻穗、豆粒、地瓜等等。
麦收季节，学校放麦假，有时学校组织少先队员，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地里去拣掉下的麦穗，捡了无偿交给生产队。后来，学校不组织了，生产队有时就组织儿童拣麦穗，并为我们记工分。生产队拣过以后，还可能有剩下的麦穗，人们就可以拣了归自己。在三年经济特困时期，城里人也吃不饱，在小麦收获的日子里，连城里人都成群结队到乡下拣麦穗，有时麦田里拾麦穗的人比收割小麦的人还要多。人们把拣到的麦穗，一棵棵捋整齐，捆成把，带回家里，用棍子敲一敲，得到一些麦粒，就可以接济一下。
年龄大一些以后，政策松动一些了，在秋假里，我们去捡生产队刨地瓜时落下的地瓜——“倒地瓜”。不论是捡拾麦穗、豆粒、稻穗，还是“倒地瓜”，都要等生产队把收获的拉走，宣布“放茬子”以后才能进入，否则被抓住就要没收捡到的东西。听说那儿“放茬子”了，小伙伴们，甚至成年人，就成群结队地涌向那儿。有时候，听说一块地快收获完了，好多人就在那里等着。等着一宣布“放茬子”，人们就蜂拥而上，抢先占领好地方。最早“放茬子”的地里，从远处看去，黑压压的都是人。
3、“战天斗地”的岁月
大概是1962年，在李家巷子口开了大会，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宣布解散食堂，交公的未毁坏的生活资料退回，生产队实行工分制，干活记工分，秋后工分折成钱，部分实行了“按劳分配”。在以后的岁月里，大家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糠菜搀着，勉强能活下去了。特别是各家分了自留地和菜园地以后，社员们起早贪黑，把自己的那一点自留地料理好，能在青黄不接时接济一下。（社员们哪里知道，那是刘少奇倡导的，文革中“三自一包”成了他的主要罪名。）可是，还是运动接着运动，“资本主义”经常受到批判，农民不能安心生产，更是受到严重的盘剥。尽管那时整天宣传“农业是第一线”、“务农光荣”，但实际上农民是二等公民，他们常年被捆绑在土地上，连搞点副业都不敢。1968年，初中毕业后，我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回乡“干革命”，在农村“战天斗地”的日子里，我饱尝了那个时代农民的艰辛。那个时代，中国人生活都不宽裕，而农民的日子更是难上加难。老人们常说：“‘庄户人，庄户人’，咱就假装着是人就是了。”那时耕种、收获都是人工。割小麦的时候，碰上热天，汗水和麦锈弄得满身、满脸，甚至流到眼里，一天下来，腰都累得直不起来。栽水稻更是累死人的活，一天到晚站在泥水里，手磨破了，脚泡烂了，腰累折了，还要遭受蚂蝗的叮咬。夏天，热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我们还要站在闷人的玉米地里锄草、施肥、喷药，还要在地瓜沟里蹲着、跪着，甚至趴着用力拔草，累极了，就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倒在地瓜沟上喘口气。在稻田里拔草，水热得烫脚，腿、腋下和胳膊被稻子磨的又痛又痒，时间长了，脚上长了“痒疙瘩”，奇痒难忍。锄地时，土地潮湿，土粘在锄头上举不动；天气干旱，锄头下去振得手腕、肩膀痛。那时，我常念叨的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秋末，切晒地瓜干，手都裂血口子，只能用胶布粘一下。那时，收获地瓜的季节经常下雨，看见雨要来了，就拼命把晾晒的地瓜干捡起来，看见晴天了，就再一个个地摆开，整天和老天爷兜圈子，结果往往还是烂一些地瓜干。
累死累活盼着丰收，可是，即使丰收了，自己血汗换来的的粮食却没有权利先填饱肚子。收获了，粮食晒干以后，马上车拉肩挑，打着红旗，去交“爱国粮”，支援朝鲜、支援越南、支援阿尔巴尼亚。特别是小麦、大豆、稻子这样的好粮食，必须等交完公粮以后，上级批准了，才能分一点给社员。超产了就要多交。假如哪个生产队长偷偷分给社员粮食被上级知道了，轻则撤职，重则被抓。交的公粮只是象征性的给生产队一点钱，而且是到秋后。这样一来，分到社员手中的常常是烂的、瘪的，而且大多数年份不够吃的。一年到头出工，只是记工分，必须等到年终决算，决算时根据收入，把工分算成钱。我们队里副业很少，最好的年份里，一个工（成年男劳力一般出工一天记一个工）到过三角钱。分的粮食都要换算成钱，决算下来，劳动力少的家庭，大多数要向生产队交钱。而劳动力多的家庭能分一点余量款。一年下来，谁家分到100多元余量款，就是村里的“大款”了。真是悲哀啊！一个汗珠摔八瓣、脸朝黄土背朝天，干一年分文得不到还要向生产队交钱者悲哀，分了余量款的家庭也悲哀——这样的人家都是壮劳力多，饭量大，种了一年地还不够糊口的，又得揣着那点可怜的钱远走他乡去买地瓜干吃。那时工人家属、军属日子稍微好过一些，他们按政策受照顾，“干不干，吃中线”，大不了向生产队交点钱。缺粮的人家要买粮吃，当然不能到国库去买（除非来一点可怜的救济粮），要买高价粮，到地多的地方去买地瓜干。几乎没有农民去买大米或小麦，因为细粮贵而且不耐吃，那时不讲究营养，不讲究好吃，而是讲吃的时间长一点，能接到下一年的粮食。甚至有的人家卖了仅有的小麦或大米去换地瓜干。
现在我们喜欢春天，歌唱春天，可那时的农民最怕春天闰月，“春脖子”长了，粮食维持不到收获季节，就闹“春荒”。“年好过，春难熬”、“青黄不接”这些俗语就是这样得来的。有一年春天，家里的粮缸里快没粮了，我带着卖鸡蛋的几元钱，跟一位邻居的郑三叔到远乡去买地瓜干，谁知道那儿的农民也不宽裕，我们喊着“有卖地瓜干的吗”，从村西喊到村东，又从村南喊到村北，也没有人卖。中午，三叔领我到了他的亲戚家—一户只有两位老人的人家。老人很热情，做了白米饭，炒了大白菜。只记得那米饭非常白，特别香，可是，我只吃了一碗，尽管我可以吃三大碗，因为我知道老人家中大米并不多，我不敢多吃。老实巴交的三叔也只吃了一碗。他个子大，外号“三牛”，饭量也很大，据说他从来都舍不得吃饱。我还和邻居们一起步行到过50里外的武德买过地瓜干，因为那里有山地瓜干，吃了奈饿。
又一年春天，口粮快吃没了，眼看就要断火了，怎么活下去呢？真是愁死人啊！正在这时，二姐和三姐不知怎么知道了，每人用篮子送来一些粮食（三姐夫是工人，家里情况好一些），我们掺着野菜、树叶度过了难关。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常提起这事，因为她明白，姐姐家的粮食也是一粒一粒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呀！
那时，还经常受到外祖母的接济。外祖母是烈属，受到政府照顾，她自己过日子，吃得少，生活好一点。我经常去她家，她从她那黑古隆冬的里屋里拿出些熟地瓜干、胡萝卜干给我吃，还给我一些生地瓜干带回家。再就是，多亏了那一点自留地和菜园，菜园里种一些“北瓜”（南瓜的另一品种，奈吃），“瓜菜代”，就这样勉强活下去。
那年月，什么植物都尝过，三年困难时，野菜挖不到，春天到杨树林采集嫩的杨树叶子、柳树芽子掺上地瓜干面烙煎饼，记得可能是杨树叶吃了肿脸。春天晚上，和小伙伴们捉迷藏，跑到村外的田野里，趴在豌豆地里吃嫩豌豆角。下地看见小麦长粒了，就摘些麦穗用手搓着吃，有时还在衣服底下藏一点回家放在火上燎燎吃。收割大豆时，如果队长允许或者队长不在，就点火烧一些，有时大豆秸潮湿，不容易燃烧，就伏在地上吹火。看着烧好了，把火砸灭，就用手扒拉着，从灰烬中捡着吃，吃的满嘴漆黑；有时甚至还吃干的生豆粒，尽管有生豆味，还是感觉挺好吃的。也烧地瓜，还有人烧老鼠（我们这地方，历来把老鼠看做很肮脏的东西，不食用）、烧虫子吃。我侄子有一次和几个孩子在地里烧老鼠吃，因为争夺，发生纠纷。刨地瓜时，在工间休息时，到处都是咔嚓咔嚓吃生地瓜的声音，尽管生产队长不高兴。由于经常吃生的东西和喝不干净的生水（因为缺柴，大部分人到夏天就喝生水），很多人肚子里都长蛔虫，那时人的粪便里的蛔虫一堆一堆的。我小时候常肚子痛，都是蛔虫闹的，严重时，手放在肚子上就能摸到虫子，便出的蛔虫结成疙瘩，很可怕。
那时吃饭不讲营养，有顺口溜说“地瓜秧子当主粮，鸡肛门当银行。”一年到头，就是地瓜干、地瓜秧、瓜菜。一年每人分到五六十斤小麦就是特别好了。会过日子的人家，把小麦晒了又晒，装在瓦罐里，掺着粗粮吃，留一部分等着过年或者来了客人吃。每到秋天，各家都到地里采嫩一些的地瓜秧，切碎，晒干，储存起来，用来做饭。我家100米外就是牛棚，牛棚附近是村里的水井，水井旁边，下午总是有很多妇女在那里淘菜，地瓜秧要把黑水淘净才好吃，地瓜秧里淘出的黑水淌到大街上很远的地方。那时的日子过得特别慢，小孩总是盼年，盼着过年能吃顿饺子。平时，来了亲戚，可能会下点面条；生病发烧，能喝碗面汤。平时更是吃不上肉。那时物资特别匮乏。有一次，外祖母过生日，母亲叫我到城里给她买挂面，我转遍了大街小巷，也没买到。城里户口的供应也是有限的，不到月头吃没了也要挨饿，因此，当时有人说：“到城里走亲戚，光劝喝水不劝吃饭。”
吃的东西没有营养，肚子里没有油，结果是肚皮越来越薄，肚子越来越大，饭越吃越多，饿是多少人的共同感受啊！多少次下工回家，饭还没做好，我就饿得坚持不住了，直盯着饭锅，母亲就从正开着的锅里捞一块还不太熟的地瓜给我先垫一下底。那时亲戚家有丧事，小孩都愿意去参加丧礼，只是为了吃顿饱饭；谁家盖房子、修房子，很多人都愿意做“义工”，什么报酬都不要，只要能赚顿饭吃就行了。
虽然整天宣传“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可是，面对自然灾害时，那些口号却丝毫不起作用。那时的农民对气候特别重视，因为如果风调雨顺，分的粮食可能还多一点，掺上些糠菜，还能熬过一年；如果碰上天灾歉收，靠上级发救济粮就更苦了。那些年，经常有阴雨连绵的日子，农民的心就像天空一样布满阴云，怕淹了庄稼，烂了地瓜，盼望快些晴天。干旱的年份，农民的心里更是像被火燎着一样。“文革”浩劫开始的1966年夏天，近一个月没下雨，沟里、汪里的水被挑干了，井里的水也干了，地里的庄稼旱的半死，沂河的水烫死鱼。每天太阳像一团火球一样烤着大地，烤着庄稼，也烤着农民的心。那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啊！那段时间，学校停课，我和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在采石场给生产队捡碎石，有好几次，我们看见云彩来了，就跪下求雨，可是，不一会儿，云彩又飘走了。
解散食堂以后，我们这地方的农民能够艰难生存下去了，可是，外地还有些农民无法生存。那些年，乞丐特别多。每到冬天，每天都有乞丐上门。那时的乞丐大都衣衫褴褛，拖着要饭棍，拿着破饭瓢或者大黑碗。乞丐上门，都在饭前饭后，好心的人家给一勺半勺的稀饭、菜粥，年景好的时候，可能给点干粮甚至生的地瓜、地瓜干。也有的人家看见乞丐上门就赶，不耐烦的说“自己还吃不饱呢，走吧！”还有个别人放狗要乞丐的。
4、摸不着的“购粮本”
农民把血汗换来的粮食交到国库，支援国家，支援工业，支援世界，可是国家却似乎忘记了他们。吃国库粮的人每月供应糖、油、煤、米、面等等，农业户口的人却什么也没有，过春节时可能供应一点红糖，供应一点煤油用来点灯。那时人们不知道糖精有害，他们做窝头时常放糖精。没有油吃，就吃猪油。那时肥肉比瘦肉贵得多，想买肥肉必须走后门。有一次，二哥托村里一个在肉联厂工作的人买了几斤猪油，买来后炼了一些油，家里人都很高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可没有“减肥”这个词，因为胖人很少，特别是农村人，长期营养不良，大部分面黄肌瘦，很多人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那时找对象没有挑苗条身材的，长得胖是优势。
我们经常到城里为生产队拉肥料、送石子等。中午都要带干粮。因为那时实行粮票、粮本制度，没有粮票，拿着钱到饭店里也买不到吃的。如果到外地，没有粮票就更不行了。我姐夫吃国库，他有粮票。有时，姐姐就给我一点粮票，我偶尔用一下。粮票大多是本省的，只限在省内使用，出了省就不能用了。全国通用粮票似乎很珍贵，在中国大陆都能用，而且还带一定比例的食油。记得70年代，姐姐曾给我过几斤全国通用粮票，这曾使我感到自豪。
50年代初期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大概不是很大。我的堂哥从部队转业到工厂，他不愿干，回乡务农，结果后悔了一辈子。那时，我村也有姑娘嫁到城里的。可是，后来，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越来越大，尽管整天吆喝“消灭三大差别”。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吃国库粮的被叫作“吃皇粮”，吃“皇粮”、有一个购粮本，曾经是多少农村人的梦想啊！梦想归梦想，农业户口成为非农业户口变得越来越难以致几乎没有可能了，除非当兵提干（极少人）。所以，那时农村青年的梦想就是当兵！农村姑娘嫁到城里去也不可能了。那些在城里干临时工的农村人干一辈子户口也不能转。
5、吃饱饭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爷爷在世时，就没吃过饱饭，我父亲更是一直挨饿到死。我们这一代真是幸运——在“体验”了近三十年挨饿的滋味以后，吃饱饭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很快，每个农民都吃饱饭了！饿了近三十年的肚子填饱了！
大包干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快，粮食就过剩了。开始时，乡亲们缺粮缺怕了，害怕来了灾荒或国家变了政策，家里储存不少粮食，但是，后来发现吃饭不再是个问题了，存粮食多了挺麻烦，就不再大量存粮了。再后来，干脆打下的粮食全卖光，直接到商店买面粉就行了，水饺、馒头、面条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而且，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如今，农民再也不用被迫把血汗换来的粮食超低价“卖”给粮库去支援“世界革命”了。而且，农民有了空前的自由，过去，农民进城卖几个鸡蛋就可能被批成“资本主义”。现在，农民可以种田，可以务工，也可以经商。城里的工人打破了铁饭碗，乡下的农民也可以被招工，有本事的可以自己办企业，当老板，招收城里人为自己打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现在没有种田的，都经商或者打工。
回想毛时代农民忍饥受寒、度日如年的日子，看看今天我村农民的生活，尽管还有很大的贫富差别，今天的一切是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亲身经历说明，改革开放确确实实极大地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改革开放是不容否定的，回头路绝对不能走！现在竟然还有良心被狗吃了的人为那些饿死人的日子唱赞歌（有人在网上发文胡说什么文革时代工农业增长很快等等）。难道他们喜欢那种终日为吃饭烧柴而发愁、连点灯的油都没有的日子吗？假如他们喜欢那种“共产主义”生活，为什么不自己找一伙人去组织一个吃大锅饭的公社呢？他们到偏远的地方去“干革命”就行了！当然，农村还有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很严重，这些，都需要发扬改革开放先行者们的大无畏精神，靠加大改革力度来解决，而诋毁改革开放、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祸国殃民的“共产风”招魂是极其愚蠢的。
（本文内容是笔者亲身经历，绝无半点虚构。20120531）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