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2011年4月19日，香港东方日报发表《中华民族向钱看 到了最缺德时候》的文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出无奈的叹息。
当代的中国商人，已成为最无道德的一群，卖木耳的用福尔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水银鱼、三聚氰胺奶粉、石灰面粉、神奇牛肉、坑渠油、涂色馒头，这些化学食品接二连三出现，使中国人再度成为新时代东亚病夫。
中国地产开发商则见钱眼开，既哄抬房价，欺行霸市，让一代代的中国人成为房奴，同时又偷工减料，炮制大量豆腐渣工程，草菅人命，而黑矿主只要有利可图，哪管他人死活！至于救死扶伤的医院，早就成了索命的阎王殿，而白衣天使则成为黑白无常。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已堕落成误人子弟、道德败坏的元凶。
道德滑坡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就是被称为第四种力量的媒体没有尽到责任。权力滥用导致社会阴暗面的出现，而舆论监督是揭露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媒体放弃自身功能的时候，必然导致缺德。
这里涉及到一个相对专业的问题，记者是什么？
“记者无国界组织”2011年度报告称，这一年全世界有66位记者丧生，比2010年增加了16％，1044位记者被捕， 1959次对记者的殴打或威胁，71名记者被绑架 ，73名记者逃离他们的国家。
记者无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与军人与警察的危险程度相当。
为什么？
因为记者是“社会良心”的看门狗，公众利益的守护者。
他们不直接享有社会权力，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无论在全球哪个角落，普通人想要了解和判断世界，多少总要借助媒体和记者的力量。他们是资讯过滤器、环境风向标；是假恶丑的镜子，真善美的喇叭；是民声的解压器，社会互动的纽带；是善良、正义、理性、宽容、同情、公平、希望、勇气……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安全常常得不到保障，或者是他们明知生命受到威胁而依然挺身而出。
人们理想中的“社会良心”，其实就是所有人类珍贵品质的表达，是靠近完美人性、人生的愿望。所以，记者应尽可能慎重的运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把真相传递给由各个阶层、行业和人群组成的社会。
现在的新闻和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记者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肉体凡胎，不是神。但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还是会竭尽可能去“接近真相”、“说出真相”，而不论这真相的面目如何。这就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守则。所以，如果公众通过记者的真实报道，看到了的不幸、痛苦、死亡和罪恶。请感谢上帝，因为你没有遭受愚弄。
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能对社会的弊病一览无余；他们拥有开拓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在社会陷入迷热状态时仍能保持冷静；他们服从良知的召唤，在正义与权威之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总是通过批判社会来保持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批判的使命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不仅独立于官僚阶层，而且还独立于对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下层群众。
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向社会揭示危机，“危机意识”应是其固有的本质属性，由于其人格的独立，它可以冷眼旁观社会上的各种弊病得失，为社会弊症的提供有效的处方。它从不惧从于权势，权势只能压制其文字而无法干涉其灵魂，它也从不疏离民众，总是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呼吁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社会。总之，他们的功能是“批判社会的弊病并使之及早克服，抑制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使整个社会不致陷于狂热与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不仅应是社会的防腐剂，还应是公正的代言人，更应是良知的守护神。
所以康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社会能见度》是曾子墨主持的一档对热点问题、争议问题或相关案件进行层层追查的节目。曾子墨说，这是一个调查类的节目，希望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一方面的问题，能够接近新闻事件的现场和核心人物，让大家了解这个新闻事件背景与真相，这就够了。
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有时甚至连安全的采访和拍摄都无法保证。他们到河南某地的艾滋村采访时，有两个被人指使的艾滋病人不许采访，上来就用手掐他们，用指甲抓他们，说是你们不怕就得艾滋病就采访。
编导宋阳——一个清秀瘦弱的小女孩甚至说，有时候就想，如果凤凰把这个节目停了就好了，那样我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年冬，宋阳等人赴黑龙江某地采访音乐考级黑幕，采访嘉宾为事件举报人，对立面威胁以10万元收买其人头。我们到达时已入夜，举报人出现在宾馆门口时，身后站着三名身材高大的男性，他说是他弟弟和朋友。分明就是保镖嘛！
这一晚，宋阳房间的电话数次响起，来电人在电话里询问他们的名字，然后挂掉。而他们的房门卡也诡异地突然失灵，一位跟来的保镖非常专业地跟随前往，他开门，蹲马步，以门为盾探身，点燃打火机查看，最后才敢开灯。一连串的变故让他们决定连夜采访，他们拔掉电话线、手机设为静音，采访至凌晨三点。
采访完毕看手机，才知“头儿”王志江几乎把他们的电话打爆，他已经担心死了，怒吼道，“你们为何不接电话！我已经报警啦。”
第二天，我们闯入声称“买人头”的对立面的办公室采访。拿到资料后，为防不测，迅速赶到机场，准备立即返回，无奈，所有经济舱机票售完，只有头等舱还有票，他们只好请示老王，老王例来心疼钱，千方百计为凤凰节约，可是，为了编导的安全，他痛下决心，哆哆嗦嗦地说，那那，那说坐吧。宋阳这一次被特批乘头等舱回京。
年年底，浙江某地维权村民惨死在超载大卡车下，警方定性为交通事故，民间传言为谋杀。出事十天来数十位村民被突然带走“协助调查”，包括村民认为的关键证人。当地警方与村民数次发生冲突。村民怀疑，部分当地警察、干部与谋杀有关。
宋阳与摄像进入该村暗访时已是深夜。她向一位女村民问路，女村民一听是记者，非常激动，正欲说话，一外来车从我们身旁穿过，她立刻转头走掉。宋阳跟上，女村民低声道：“现在不敢说话，谁说抓谁，我把你们带到附近，你们自己过去。”
第二天，他们采访一被怀疑贪污的前村委家属，对方报警。为保护录像带安全，村民把宋阳和悄悄转入一户楼房后的小黑屋内，几名村民紧张地小声探讨送他们出村的路径。二十分钟后，在一名村民带领下，他们在村中小路绕行半小时从另一村上到公路，一辆载客中巴开来，他们当即上车。几分钟后，当地警车奔他们采访过的村子而去。
如此这般地“勇闯灰色地带”，社会能见度推出了诸如“夹边沟幸存者”、“陕北油田案调查”、“定州村民被袭案”等民生系列报道。这些节目中受访主体大多是社会底层民众或是事件双方抗衡中的弱势一方。一些界内人士认为：单纯地以社会弱势群体为采访对象，很难还原事件的整体原貌，很难使矛盾双方的发言权做到对等平衡，有失新闻的客观与公正。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社会能见度找到的正是一个话语权的“盲点”，在这里说话的人大多是无法向公众和社会发声的，平民视角为社会底层群众提供了一个申求权利、伸张正义的平台，使舆论的平衡对等。但是，怎么保护被采访人，保证自身的安全，曾子墨和编导们感到困惑，为此专门请教了传媒专家展江先生。
展江告诉他们，要考虑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传统上，中国的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国外的媒体以负面报道为主，中国的媒体习惯于充当喜鹊，外国媒体是乌鸦嘴。负面报道要考虑给观众造成的心理压力。如果《社会能见度》每一期都是黑暗面，到处都是死人、滥用权力的事件，可能我们的观众还不能接受。社会毕竟有一个容忍度，如果张力过大，就可能突破民众与官方的心理底线。
电影《天下无贼》写有一个质朴的民工傻根，带了六万块钱坐火车回家，他不知道也不相信天下有贼，善良得让人心疼。结果半道上他帮助过的一个女贼一路暗中保护他，别的贼把傻根的钱一次次偷走，女贼帮他一次次弄回来，而且从不告诉他周围有一群贼正在暗算他，企图保住他的天真无邪。为此女贼甚至牺牲了男友（也是一个高强的大盗）的性命。故事曲曲折折地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对善良无知的人隐瞒真相，就是最大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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