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事件折射讲真话之难
毕福剑事件折射讲真话之难作者：廖保平
著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早前在一饭局上唱评《智取威虎山》时，对已故国家领 导人毛泽东使用了羞辱性字眼，引起不少热议，事件继续发酵。载止本文成稿，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公布撤销其形象大使的声明，毕福剑虽在其个人微博上就视频事件致歉，但仍被央视内部停职，本人也正在进行检讨，接受调查。
毕福剑对毛泽东的调侃确实使用了“老逼养的”羞辱性字眼，但他说“（毛泽东）可把我们害苦了”，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哪怕“错误是第二位的”，仍然是错误，不能掩盖其错误，更不能将错误说成是成绩。要知道，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在和平时期饿死两千万人的事（国外有研究认为是四千三百万），而中国八年抗战中国也才死了一千八万人，和平时期饿死这么多人是前无古人的，在这一点上，说毛泽东“可把我们害苦了”，是陈述事实，是讲真话，虽然毛泽东不负全部责任，但要负主要责任、领导责任，毕福剑的言论与中共中央的结论是一致，只是换了一种更加形象的表述。
就毕福剑私人而言，据网上报料，他父亲在文革时期被打成右派分子，此说如果属实，则他的父亲很有可能当时落得身败名裂，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他的家人有可能经历了蒙冤受屈的悲惨境遇，他说毛泽东“可把我们害苦了”，也是陈述事实，是讲真话。
虽然讲真话不能使用羞辱性字眼，但这不是禁止、打压讲真话的理由，讲真话并不是要一定讲对的话，正确的话，也不是讲所有人喜欢听的话。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听得进真话，容得下真话，否则只会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遥想当年，彭德怀在在庐山会议上讲了真话，却反被打击，一个心怀赤诚之心，爱党爱国的人竟被打成反党之人。毛对彭的杀鸡儆猴，让毛泽东周围的人不敢讲真话，遂使假话、马屁话成风，导致毛泽东听不到真话，了解不到实情，屡屡导致决策失误，浮夸风盛行，而浮夸风盛行，就是假话盛行，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有可怕的历史作证，无须赘言。
偌大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不敢讲真话？稍为讲点真话，就被称为“敢讲真话”，一个“敢”字正好说明，讲真话需要勇气，需要担风险；一个“敢”正如说明，讲真话这一美德的稀缺，反映了现实之中太多人讲假话，充斥了太多的谎言。
真话难讲，可以部分地归罪于传统。在臣民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因此，“官大理多”，“辈分压人”，下级和小辈只有听命的分、迎合的分，哪怕心里有真话也不敢说，怕说了不讨人喜欢而遭殃，所以宁愿三缄其口，假话哄人。现实中不也存在“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作笔记不张口”的现象么，原因其实与过去大同小异。
不过，即便在臣民社会，统治者为了平衡权力之需要，也会设立言官，鼓励他们说真话，也会有犯颜直谏、敢说真话的忠臣经常站出来，虽然犯颜直谏会遭致身首异处，却往往会赢得道德的表彰，更何况听得龙颜大悦之时，正是自己飞黄腾达之时。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古时言官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讲真话？就是因为讲真话虽然可能有巨大成本的付出，但也可能获得惊人的好处。确实，从经济学角度看，人是理性经济人，如果讲真话、发表独立意见获取的价值比其付出的成本高，人们才有可能选择说真话、发表独立意见；如果讲真话、发表独立意见获取的价值比其付出的成本低得多，人们才有可能选择说真话、发表独立意见。古时的言官制度，让两种可能皆具备，必然有人会为博取巨大价值挺身而出。如果讲真话会被人告密，被权力打压、社会围攻，只有成本付出，而无好处可得，必然会打击人们讲真话的积极性，导致真话极度稀缺和谎言的极度泛滥。
因此，除了给讲真话以道德的赞美，还需要降低讲真话的成本，用制度鼓励人们讲真话，并形成讲真话有好处，讲假话有坏处的环境。如果讲真话只有坏处无好处，就会出现真话的真空。人人不讲真话，甚至人人讲假话，恭维讲假话的人，无疑是社会的灾难，而灾难并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每个不讲真话的人都可能是助纣为虐者，前面我们讲到的历史已经这样证明过。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讲真话的没有好果子吃，讲假话的吃香喝辣，于是在公众场合，人们像演员一样讲假话，官员讲假话，主持人讲假话，老师讲假话……无人不讲假话，因为讲假话才能得益。作为一种补偿机制，他们在私域里又纷纷变脸，讲起真话。就像毕福剑一样，在电视上讲毛泽东是红太阳，在饭局上说毛泽东是“老逼养的”，因为他在电视上只有讲假话，或是装傻充楞才能呆得下去，才能得到好处。
巴金先生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是的，人人都需要讲真话，但相对而言，政府官员、公众人物更需要讲真话，因为讲真话是公权力的底线，是最好的道德示范，公权力讲真话了，公众人物讲真话了，民众自然上行下效。但如何要公权力、公众人物讲真话不仅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办法无他，还是前面讲的，成本考量，要让不讲真话的人吃尽苦头，让讲真话的人得好处，而不是采取相反的做法。(本文原载4月16日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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