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先生且慢轻言“毛搞文革是为了反腐”
杨恒均先生且慢轻言“毛搞文革是为了反腐”作者：诚言
由于《博客中国》醒目地安排，日前，杨桓均先生旧年大作《下一场文革离我们有多远？》不由而然地闯进了我的眼帘。读完全文，我大致理解是，杨先生希望中国尽快步入民主法治的初衷未改，但拿文革来警戒官员不要腐败、期望胡温领导层“应该从体制上来一个最终诊断”、“从善如流，把中国带进民主和法制的时代”的目的却很难达到。我尤感惊奇的是，他作为支撑全文的立足点竟然是“他(指毛泽东)感觉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在腐化堕落，他感觉到周围的战友都开始享受革命果实了，这和他的理想相差很远——他怎么办？等着那些贪污腐败的同志和部下把民众激怒起来，最后弄得人民揭竿而起打倒他们，从而也推翻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所以，老毛才被迫发动群众开展文革反腐败，打一场“政权保卫战”！
读完全文，我的第一反应是比我年轻约20岁的杨“后生”没有亲口尝过文革这枚“梨子”，因而不知道“梨子”的滋味。于是，我写了如下回复：“杨先生年轻，没经过文革不懂文革，不应不懂装懂强议论！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贪官污吏？是为了救党救国？这太离谱了吧！”并毫不犹豫地第一个“亮相”投了反对票。虽然表了态，仍觉得言犹未尽。如果杨先生“翻来覆去四五个题目，最终也没有让我满意的”，才费力写出了这篇文章的话，我则是转恻难眠几夜，才下定决心，写下这篇与之争鸣的文字。
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有关研究文章有多种论述，其中“反腐论”是最后推出来的一个新观点。这大约是官场腐败日甚一日，无论民怨如何沸腾，官样文章如何重视，也制止不了腐败，一些文革过来的受过毛迫害的当事人(如蒯大富)和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如朱永嘉)，才不谋而和“与时俱进”，推出毛泽东这位“尊神”，高调宣扬毛式文革是“为了反腐”吧。而一些未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出于对腐败的痛恨和痼疾难治，也希望有一个现代“钟馗”来吓唬吓唬这些贪腐的“小鬼”。于是，“文革反腐论”就应运而生了，并且越来越有市场，以至于连一贯痛批绝对权力渴望民主政治的杨恒均先生也误以为真。无论“文革反腐论”发明者和误认者的原因如何天差地别，但我要说，毛泽东闹文革的动机决不是为了反腐败。
笔者在2011年《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一文中，就针对剻大富先生毛搞文革是为了反腐败的认识进行了驳斥。在《我当文革造反派》的回忆录中，又再次以亲身经历揭穿了“文革反腐败”的荒谬。这些陈年旧事不细谈也罢。这里我要告诉杨先生的是，作为文革导火线的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矛头指向的是一惯清正廉洁、敢于撤销专门为毛而设的文工团的彭大元帅；毛发动文革的“纲领”《五.一六通知》宣告的文革对象，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式字典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不是就是腐败分子？非也！指的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官员和社会各界骨干！生活腐化嘛，当时的毛、林都认为是“小节”，而“小节”是“无害”的！毛泽东经过精心策划取得运动主动权派出陈伯达掌控舆论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不是横扫一切腐败分子！谁是“牛鬼蛇神”？当年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或狂热的追随者说你是你就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扣的帽子是“叛徒、内奸、工贼”；搞臭陶铸，安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两面派”；抛弃陈伯达，是因为他“长期不合作，是政治骗子”；逼死林彪，是因为他“妄图抢班夺权，想设国家主席”；临死前还不忘“批邓”，是因为邓“否定文革成果，大刮右倾翻案风”；就是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这一拔接一抜被毛泽东直接“恩准”关进秦城监狱的党政大员，也没有一个是因为“经济腐败”。尽管这些党政大员在台上时享受着普通中国人难以企及的物资利益，但在毛看来，那是打下红色江山后他们应当得到的红利，合理合法。若以腐败之名惩治他们，自己又何以自处？那只有他一人可拿的稿费，那遍及各地的行宫，那青春貌美的伴舞女郎，那为他一人特制的香烟瓷器，那精心设计的中西食谱，那随时随地开动停下的专列，就是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不也是腐败吗？以“腐败”之名拿下他们，人民大众会服气吗？自己的“光辉形象”不也难以维护吗？莫说毛搞文革不是为了反腐败，就是一时伤及了群众可能直观的腐败分子，也只是大老虎误伤小苍蝇，与“文革反腐”风马牛不相及！
就笔者的经历看，在文革“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批林批孔”等不同阶段，底层群众无论处于什么动机，确实给“小老虎”“苍蝇”们贴过大字报，而这些“小老虎”“苍蝇”有的当时表态重新站队后就能取得“革命领导干部”资格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有的在文革后因“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荣升为“党和国家领 导人”。可怜这些贴大字报的人民群众有的不久就受到了镇压，有的“秋后算账”时被整治。具体的“小老虎”“苍蝇”，我不是不敢列举，反正这些人大多已经死了，(如在延安就“通奸”的那个“左王”)只是不想为他们的后人增添精神负担而已。最能佐证毛泽东维护特权或“党内不正之风”(那时腐败一词还不通用)的是，1973年底江青意欲借助底层民众对党政要员送子女当兵读大学的强烈不满，在开展批林批孔之际还要反“开后门”时，毛泽东立即制止了她，明确反对她“搞三箭齐发”，并用自己也曾把几个伴舞女郎从后门送入大学的现身说法，胡说什么“从前门进来的有坏人，从后门进来的有好人”，故意颠倒黑白，为腐败进一步蔓延提供了法理依据。
既然毛搞文革不是为了反腐败，那他究竟是干什么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斗“走资派”外，还有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凡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留存下来的一切遗产，统统都要破除，用当年主流话语讲，“彻底砸烂旧世界”！还有“祝贺全国全面内战”，向各地各级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夺权；还有“斗、批、改”，即废除已有的各项管理制度，在大学就是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工宣队当家，教唆学生斗师长和同类相残；还有“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肃党内外不符合“革命化”标准的学术权威、科学家、教授、作家、诗人、演员、党政干部、普通民众；还有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搞唯他马首是瞻的山头主义；还有“一打三反”，即迫害新生代的独立思想者；还有“批林批孔”，独尊毛泽东思想，开创政教合一的新时代；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还有“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还有“早请示、晚汇报”，在全国推广“样板戏”、跳“忠字舞”、搞赛诗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受文革迫害的，叶剑英元帅说官方统计为二千万，牵涉上亿人，邓小平则在回答外国记者时说全国这么大这么多人，迫害死的人统计不清。除了前文提到的党政高层领 导人外，众所周知的惨死于文革之时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顾准、老舍、严风英、邓拓、田家英等众多名流精英，被集体屠杀的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农民，在夺权武斗中枉死的年轻鲜活的造反派保守派队员，在清队、一打三反中屈死的各色人等，他们哪一个是因“腐败”判处死刑的罪犯？
既然事实已然无情否定了毛搞文革是为了反腐，那么毛为什么要搞文革呢？这里，不排除毛年迈的昏聩，不排除他为了“保权”要“红色江山万年长”，更不排除他是随心所欲、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地胡闹。但需要指出的是，毛要保的“权”绝不是杨恒均先生所谓的国家“政权”。杨恒均先生“那个政权就是他创立的”、他“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之说是立文基础，可惜这个基础只不过是一堆散沙！为了告别皇朝专制，为了追赶世界潮流，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国富民强，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人民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抗日、内战一系列过程，多少仁人志士和无名百姓为之奋斗牺牲毁家纾难出钱出力，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说这个“政权”就是他一人创立的呢？凭什么把功劳记到他一人头上？如果这个政权真正做到了为民所有为民谋福，他的“周围的战友”怎么可能置人民幸福于不顾“都开始享受革命果实了”？他当时也只会受到战友们的尊敬和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又怎么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腐败”一说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从现实情况看，社会各界对中纪委强力反腐尽管有部分认识评价差异，但总体上是支持拥护的。如果毛泽东搞文革真是反腐败的话，已经达到“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神圣高度的亿万军民，怎能会在毛一“走”就公开谴责文革“搞得人神共愤，天怒人怨”？怎能会在中央粉碎“四人帮”后一致认为文革之所以折腾十年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盛产两面派跟风派不假，但中国人民不会个个都是两面派，素质低到人类的底线以下吧？如果毛搞文革真是反对腐败的话，新的中央班子也不会那么快地推翻“两个凡是”、做出全面否定文革的“决定”。那样一来，岂不是告诉世人新的领导集体中个个都是幸存的腐败分子？如果毛搞文革真是反对腐败的话，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一上任就公开宣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腐败真的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或“润滑剂”？
杨文中除了毛搞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腐败一说是属于原则性错误以外，还有若干值得一提的小毛病。比如，“他(指毛)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了如指掌，却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稀里糊涂，他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窍不通”这句话，就太小瞧毛了！毛泽东固然“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了如指掌”，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并非“稀里糊涂”，他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窍不通”。除杨先生文章中谈到的“窑洞对”外，还有他对蒋介石搞“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严厉批判，他对**主张民主选举、军队国家化的一再重申，他对美国民主法治保护人权的真诚赞美和热切向往，均有文字可查。说句杨先生不多心的话，由于他的文章讲话集中了“集体智慧”，其理论水平文字功夫比您单枪匹马贩卖的宣扬普世价值观的文章高出多多。读起这些他(们)书写于70年前的文字，我至今仍然会感动！正因为如此，我还顺带说一句，不苟同您“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个找到了对付贪污腐败官员的办法”的判断。切莫说前有朱元璋雍政等帝王，四十年代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毛周围的一帮战友，还有毛麾下的一大批笔杆子，甚至还有不久后定为“反动文人”的胡适及其诸多同道，还有五七年划为“右派”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马寅初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以我们今天的认知能力，既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再继续神化某一个人。
杨先生文章中还有两个常识性的错误。一是“如果这一切(指腐败导致的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环境恶化、毒食品泛滥等)延续下去，亡党亡国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亡党亡国”一说，杨先生自然是袭用他人的语言，但经不起推敲。一个政党不执政了，就算“亡”了吗？杨先生可以到中联部打听一下，世界上与我党有友好关系的未执政的政党不会少于一百个吧，它们若“亡”了，中联部何必再存在？其次，某个党“亡”了，国家也不会“亡”。原东欧各国及苏联瓦解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独立国家，不都还好好地“活”着吗？只能这样说，如果这一切延续下去，**即使“紧紧掌握刀把子”继续执政，也只会名存实亡；即使国家再“盛世”，人民也只会空有“主人”之名，有尊严地幸福生活只不过是个虚幻的“梦”！
二是“再脱离中国低层老百姓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如果文革以类似的形式死灰复燃的话，至少不下于八到九个亿的低层民众（他们的财产加起来将让他们成为世界上至今最贫穷的人类族群）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书记和部长、厅长、局长、镇长推上批斗台甚至断头台，他们的‘革命’激情一点也不会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狂热的民众要低多少。他们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说：上一次文革我们被老毛忽悠了，我们是为他而造反，这一次，嘿嘿，我们是为自己！”这一大段话精彩倒是精彩，但我这个就和中国低层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为什么？在我看来，发动文革需要充足的条件。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一靠对林彪封官许愿稳住并掌握了枪杆子，二是通过种种措施全面控制了舆论工具。在某些地方老百姓买菜刀都要“实名制”、三言两语的回复都会被网站编辑拉黑的现实条件下，纵然对贪官污吏再不满，谁会为老百姓搞一场“把那些书记和部长、厅长、局长、镇长推上批斗台甚至断头台”的文革？文革中“革命小将”奉旨造反时，各级领导一度是受到了冲击，受冲击的原因诚如杨先生所言，文革前就存在“体制的弊端，贪污腐败和绝对权力无法彻底铲除”的严重问题。由于毛式文革本意不是解决这些弊端，这些弊端在文革后才得以继续恶化，以致当年羞羞答答承认有“不正之风”到各级领导现在不得不用高调反腐来争取民心。杨先生寄望于利用权力搞腐败的人，再利用权力发动群众把自己推向批斗台或断头台，是不是太过于浪漫？杨先生这篇文章写于七年前胡温执政时期。七年时光过去了，知识分子对胡温的评价不恶，但“对于中国的现实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胡温并没有发动一场老百姓能“我们是为自己”造反的既成事实，不也说明杨先生这段话太离谱了吗？
杨先生之所以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还是与没参透文革有关。照我看来，文革与建政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武训传、五七年的反右派、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五九年的反右倾、六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一脉相承，都是毛泽东妄图以个人意志，通过他主建的体制，从经济上、政治上到精神上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改造和控制，不听话的作为“阶级敌人”打倒，臣服的给你一个谋生的机会，运动积极分子则赏赐你一定的恩遇。某种程度上说，即便把毛泽东装进了水晶棺，文革之火仍未成“死灰”，文革思潮仍未止息。从八十年代大张旗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凶神恶煞般地处理学潮、两任总书记不正常下台，到前不久重庆闹哄哄地唱红打黑，及随时可见可闻的跨界抓捕、堵截上访、武力强拆强征、网上禁言、城管打人中，我都感到文革阴魂不散，并以各种方式不同的规模重现！
当然，杨恒均先生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不错，文中启人深思的闪光点不少，篇幅有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之所以啰啰嗦嗦“攻其一点”，出于四点原因。一是去年同杨恒均先生就对习总的讲话理解进行商榷之后，我才对杨先生有所了解，对一位比我年少20岁本可置身事外的同胞，十多年来以精卫填海的毅力宣传先进价值观，我顿时十分敬佩，所以想对他的文章“求全责备”，此之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吧。二是从他诚心诚意接受我“温文尔雅又一针见血的批评”又两次“顶”我的商榷文章的真诚看，与我的为文为人风格相似，故开始经常欣赏他的文章并乐意与之打文字交道，若其像“博客中国”的“荒唐某男”一样以拉黑不同意见的伎俩来显示自己的正确，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是明知其是假正确我也不屑于再去点破，只会在内心鄙视。三是由于杨先生经过多年辛勤写作，拥有大量粉丝，其中经历过文革的长者固然会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来看待他的一时之误，而已通过他接受了普世价值的年轻人则会在认识毛文革上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影响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和对文革思潮卷土重来的警惕。四是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毛左和专制拥护者，他们以往对杨先生不懈传播民主法治恨之入骨，若杨先生这个错觉被他们利用，他们会进一步为美化个人迷信造势，为可能出现的绝对权力唱颂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也有违杨恒均先生撰写此文反对腐败的初衷，想必杨先生也不愿意看到这样严重的后果。
杨先生文章开头就介绍，他“翻来覆去四五个题目”才定下来。以杨先生之文笔拟定个题目尚且如此踌躇，“没有任何理由为毛辩护”的他却要生造一篇客观上为毛辩护的文字，可见他已估计到做这件事会吃力不讨好。他还担心，这些题目“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看到不但会失眠、发噩梦，也许还会对我横眉冷对”。杨恒均先生不妨把拙文拿给父亲看一遍，说不定老父亲会和颜悦色地说：“孩子，这篇文章你给我顶起来，诚言老弟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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