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中国人丢失了自己的母亲节 [图]
朱大可：中国人丢失了自己的母亲节 [图] .http://y2.ifengimg.com/cmpp/2015/05/11/01/6ac15d69-eccd-4992-858f-f5171209c2d0_size57_w600_h696.jpg
致敬母亲.朱大可.母亲节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节日及其含义，做一次文化考古学的探究。
毫无疑问，母亲节旨在表达对于母亲的敬意，并重申母亲的重要价值，也即她的象征性品格——慈爱、宽容、勤勉和自我牺牲。但今天中国人所循用的，只是一个源于美国的公共节日。
中国人丢失了自己的母亲节。这个节日原本叫做“七夕”，也即妇女节，混合着女儿节和母亲节的两种职能。在农历七月初七那天，东亚女人都将学习织女，展示作为女人和母亲的职责：打扫并整理房子，让它焕然一新；拿起绣花针和剪刀，向人炫耀自己的女红技巧；把孩子带往七星娘娘庙，向七位美丽端庄的女神致敬，因为她们就是伟大母亲的代表。由于“七夕”被误用为“情人节”，本土母亲丢失了被纪念的契机，最终被迫引入一个时髦的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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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普遍携带恋母情结的族群里，母亲的形象始终暧昧不清。基于儒教的殷勤规训，中国女性注定要面对歧视的目光，但经过岁月洗礼之后，她们却能透过老迈的身躯，从“孝道”中找回自己的尊严。这种戏剧性反转，源于“华夏恋母情结”。这情结有时呈现为令人惊骇的状态。“二十四孝图”向我们提供了某些著名的范例，如郭巨埋儿奉母、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庚黔娄尝粪忧心之类。而在这种狂热的恋母叙事运动背后，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强悍的专制政治，拒绝塑造成熟的独立人格，而只顾生产“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患有某种“依附性人格综合征”，并永远无法摆脱对“父亲”和“母亲”的依赖。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种类型的母亲。第一类是“宗教母亲”。她们的早期代表就是黄帝。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圈，乃至东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女人统治的漫长时代（史称“母系氏族社会”），全民都信奉和祭拜女神，而女人也掌管种族的最高权力。统治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母神，正是黄帝本人，她和大父神炎帝的对抗与和解，孕育出一种惊人的繁殖力，以致他们共同营造出庞大的华夏民族。而在男性大规模夺权之后，黄帝的性别遭到了篡改，摇身变成一名顶天立地的男神。正是这种“性别的文化手术”，导致华夏女神数量大幅削减。经过中古时期的反复调整，最终形成女娲、观音和妈祖的三位一体。这是简洁有力的神圣组合，足以慰藉和呵护中国人的脆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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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类“政治母亲”的谱系中，有率众抵抗金兵的杨继业遗孀佘太君，以及在岳飞后背上刺字的姚太夫人。第三类“道德母亲”，最著名的则有孟子之母仉氏和欧阳修之母郑氏，等等。所有这些名满天下的母亲，都已成为一种传奇，承负着道德标兵的使命，孜孜不倦地教诲着帝国的子民，向他们发出语调庄严的劝诫。
但在我看来，跟政治和道德之类的公共母亲相比，只有第四类“生活母亲”，才会在中国人日常事务中扮演亲切的角色。在唐诗里，她是孟郊笔下缝补游子衣裳的慈母；在小说《红楼梦》里，她是压抑本性而于诗歌中探寻自由的李纨；在现实生活里，她是为营救儿子不惜暴走的武汉妈妈陈玉蓉，是那些在灾难突降时以血肉之躯保护孩子的母亲，以及无数生育和滋养我们成长的“无名氏”。她们的身影，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图像里，成为推动人类繁衍最柔软的力量。
向母亲致敬，并非要上演洗脚和磕头，而是要重建以爱为轴心的世俗信念。我们将携带这种爱穿越岁月。
本文题图：李志强画作《母亲》
本文插图来自互联网，原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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