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发起的全民运动。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狂热的时期。文革期间,红卫兵就像被特许打砸抢烧一般,以破四旧的名义抄家、打人、砸物。无数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全国陷入无序状态。
文革十年狂热,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而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文革的反思和检讨不足,这场灾难的后遗症至今仍在,且不时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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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的中国特色指标
将日常工作量化,可以方便考核一人一部门的业绩。而量化的数据也能使奖惩更客观、公平。这种是工业文明的一大进步,并
现在发表[Ctrl+Enter]在全世界的各行各业中发扬光大。
然而,什么优良制度来到中国都会印上深深的“中国特色”。政府部门也讲求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操作,但所制定的规范和标准却极为荒诞。许多部门的任务指标最终苦了百姓,只方便了政府人员刷出漂亮的“政绩”。
1. 精神病指标
2012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个比例据说已经低于上级规定的标准。
对于这一事件,精神病法律问题专家黄雪涛律师认为,将硬性指标纳入某种疾病的统计排查中,“很荒诞”,各种量化指标下的治疗,对病人们也并非最重要的。
要是完成不了指标,莫非要把非精神病患者也拿去充数?
2. 罚款指标
2009年,一份北京某交警支队的内部文件被网上曝光。该文件中细致规定了如何对交警进行绩效考核。在130条考评内容中,考评内容第一项是“工作绩效”,其中规定:处罚交通违法每1笔,加0.1分,少一起减0.2分;处罚每笔平均金额超过100元,每多10元,加1分;处罚闯红灯、涉牌严重违法行为,每1笔,加0.3分,少1笔,扣0.5分……
第二项是“指令工作”,其中规定:根据局、大队绩效考评的工作需要,民警处罚笔数日均(实际出勤天数)不能低于8笔,新警不低于2笔。未完成的,一次性扣30分,并按照未完成的笔数累加扣分。在后面的细则里更是列明,当月未完成执法纠违常量的,要评为当月末位民警,季度奖金降为三等。
其实早在2007年,前黄石市公共安全专家局交警支队交管科民警吴幼明就曾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揭露交警队存在的罚款任务。针对这样的事件,网友们也纷纷感叹:“面对指标交警也不容易”。
3. 破案指标
2007年4月河北保定警方首次公布了年度破案指标——2007年保定市侦破各类刑事案件的硬性指标是3.5万起以上,抓获犯罪嫌疑人要达到1.1万人以上。
保定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向公众发布年度破案指标,一方面表明警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决心;另一方面,通过自我加压,以激发广大公安干警的斗志。保定警方制定的“刑事破案指标”看似大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但是“有案就破”,这本就是公安的职责,又何必硬定指标。
在这个指标下会有怎么样的严重后果,不知道保定警方有没有想到?其实所谓“破案指标”也并不是这几年才出来的。早在2003年12月,湖北荆州市就有一名警察为完成办案指标与他人合谋,导演了一起“抢劫案”。而该民警戴明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这都是被指标逼的。
4. 计划生育指标
58岁的刘长江是河南省永城市顺和乡的一名“五保户”。孑然一身的他,却在2011年3月被带到当地计生服务站做了结扎手术。
结扎一般只用于年龄在40岁以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显然,这项手术对刘长江是多余的。之所以出现如此荒诞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刘长江所在的村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计生指标,否则会对村干部的年终考核产生影响。
由计生指标引发的荒诞事件远不止这一件。与之相关的不顾群众合法权益,强制孕妇引产等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5. 捐助指标
2012年5月,有网友发帖称,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员工、教师和一些企业等,被强制捐出一个月基本工资给一个新成立的基金。根据网上流传的文件,原文中包含“按原则捐赠一个月基本工资……原则上不能少于核定标准”等内容,被网友解读为“强制捐款”。
在不少领导看来,慈善事业也是一项政绩工程,自愿捐款不行,那就定计划、下目标,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教师等当然成了强捐的首要目标。此类捐赠,开始时大多借助媒体宣传,搞得轰轰烈烈,随后收支情况,却在一些地方不明不白,难以让世人相信这些捐赠是专款专用,用得恰当。
6. 死人火化指标
2005年,据河南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一些村干部反映,在推行殡葬改革过程中,镇政府给村干部下达了火化指标,每个行政村每年必须完成千分之六的火化指标。也就是说,每1000人每年必须死亡6人,这6个人死亡后必须火化。
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是根据往年平均死亡率推算吗?可要是今年死的人不够多……
劫贫济富 中国特色福利5大残酷现实
当“中国特色”充当了形容词,你大概会明白我要说的这件事是“只有中国才有” 、“不合理”、“让人不爽”等。是的,中国的福利制度使得那些最应该受到享受福利的底层民众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反而成为有权势者获利的手段。
福利支出杯水车薪
中国的福利支出占中国政府整个财政支出不足30%,而美国这个被认为“福利不高”的国家,2010年的福利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59%。
另一方面,同样取之于民,却用之于官的行政管理费用在2009年却占了财政支出的18.6%,而2012年,九三学社的一个数据称,中国的公款吃喝费用高达一年3000亿元。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养老保险都去哪了?
说到底,所谓社会保险制度就是资金转移的游戏。养老保险是资金从年轻人往老年人转移;医疗保险是健康者往病患者转移;失业保险是资金从就业者往失业者转移。但在中国,这个游戏却有些失控。以养老金为例,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个人账户空账额突破2万亿元。这意味着今天我们上缴的养老保险金到老了可能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这转来转去,最后养老保险都转去那里了?
公务员不花一分钱 享受高额养老
或者钱都转到了公务员的身上了。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用缴纳一分钱,全部由国家代缴,便可以享受高额养老保险。但是,普通企业职工则需要自掏腰包拿出收入的28%,为前面提到的资金转移买单,退休后的待遇也与公务员相差悬殊。据《东南快报》的报道,在厦门领取养老金的被访者中,最低金额为200元,最高为10000元,待遇最高相差50倍。
很多人在为公务员提薪呐喊,但公务员具体能享受到多少福利制度,却是个迷。在公务员总收入没有具体数目的时候,提薪或降薪都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
户口 农民工的最大心病
农民工的问题则更为特殊,由于工作地与户籍登记地之间的分割,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既难以融入城市,又享受不到新农合等农村福利保障。据调查,98.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到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福利。
本应是取富济贫的福利制度,却在各种双轨制的影响下呈现出越是强势群体福利越多,越是弱势群体福利越少的特点。
经济房变成“福利房”
福利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以单位福利的方式分配给职工。虽然政府已经禁止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分福利房,但各种变相的福利房还是没有断绝。《华夏时报》去年6月报道,广州铁路集团的“福利房”仅为市场价的1/3,而且级别不够的还没得分。
政府建造经济房是以低价卖给城镇中下阶层的福利政策,但是即便这些针对群体明确的房子也会有收入与之极不相称的人以各种渠道买下,变成另一种福利房。
市场和福利都摆不平中国的收入问题
为什么会有上面这些事情?为什么无论中国用“市场”和“福利”的手段都调节不了过大的贫富差距。也许正如秦晖所说,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
关键是: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的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这归根到底,还是权力需要得到有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