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飞中国不能忘记下岗工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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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中国不能忘记下岗工人的牺牲

作者：鲁山老泉
    腾飞中国不能忘记 用“杀出一条血路”形容当年的经济改革再恰当不过，这条血路是下岗工人走出来的，然而权贵们踏着血迹一路暴富！这是铁的事实。时光流转二十年，我们再回头瞧瞧，工友们当年的牺牲，权贵们后来的掠夺，和整个中国的巨大成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GDP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四通八达，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有这些都摆在那儿，不说千千万万农民感谢朱镕基当年趟地雷阵，就是下岗工人本身，如果不囿于阶层利益，也会为今日的中国欢心鼓舞的——

    1992年，邓大人亲自督阵，江朱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这艘熄火近三年的巨轮又轰隆隆地起锚了，社会经济开始剧烈转型。刚刚执掌中国经济领导大权的朱镕基副总理头疼的事儿一大堆，其中，最烫手的两只山芋，一是如何处置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那好几十万家半死不活的公有制企业；二是中央政府囊中羞涩，而地方政府却被十年“财政包干”养得膘肥体壮。
    关于那一大堆亏损国企，智库开出了“抓大放小”和“破三铁”的方子。但智囊们对此存有分歧。
    “把几千万下岗职工一脚踢到社会，这太不公平，也太残忍了。”朱算盘忿忿说道：“何况，国有资产正被私有化吞噬。”自打进了京，他就不咋口吃了。
    “朱教授，”一位市场原教旨主义教授驳斥道：“在市场竞争中，不争气的公有制企业被彪悍的私企打得抱头鼠窜，绝大多数亏得一塌糊涂。作为企业，不仅不能赢利，国家反而得倒贴着管职工吃喝拉撒、住房、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还得帮他们追讨‘三角债’。这算哪门子企业？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不趁早关掉、卖掉，还留着干嘛！要把国家拖垮吗？”
    “有必要提醒朱教授，”另一位自由派学者补充道：“企业经营的责任感源于产权，这是经济学基本常识。国企搞不好，根本原因在于产权不明。什么是公有？你有我有他也有，结果谁也没有，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混日子，不亏才怪呢！因此，惟私有化才能救活这些企业。再说，不管公有私有，都在中国，都是中国企业。又有啥流失不流失的呢？”
    “把下岗工人一脚踢到社会？朱教授说得未免太夸张。”一位女自由派学者说：“如今国企普遍亏损，职工减薪、拖薪、欠薪甚至停薪比比皆是。而‘破三铁’，下岗职工可以领到一笔工龄买断金，拿这当本钱到社会上自主创业。这难道不比大家伙儿窝在厂里干耗着等死好吗？社会上那么多白手起家的个体户和私企，不都过得很好吗？”
    “凡事皆须计划。”朱算盘反驳道：“我认为，首先应该确立公有制企业资产全民持有，然后，再来谈产权交易。这样才公平。”
    朱算盘的话招来更猛烈的一轮攻击。
“朱教授的点子是俄罗斯改革模式的翻版。但君不见，俄罗斯现状如何？休克了。”一位清华教授说。
“确立公有制企业资产全民持有？问题是，几十万家国企，资产谁来评估？谁能保证评估中没有猫腻？再说，这需要多少年时间？国家能耗得起吗？”一位剑桥海归说。
“何况，我国很多公有企业早已资不抵债，是负资产了。难道你让老百姓去持债？”一位北大教授说。
“什么叫公平？”一位华尔街海归说：“让产权交易双方通过市场来决定资产价格，就是最大的公平！”
“抓大放小，切掉那一大堆年年亏损、三角债盘根错节的烂国企，剥离掉这些烂国企里那几千万国家得包养的职工，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的中国经济就等于切除了脓疮，甩掉了包袱。惟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够轻装上阵，大踏步前进。”一位哈佛海归说。
“至于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局部减损以及给下岗工人带来的暂时困难，I am sorry！”那位华尔街海归优雅地补充道：“巨龙要腾飞，咋可能不刮倒几根小草呢？所以，‘破三铁’是一步大好棋！”
朱算盘面红耳赤，但毫无惧色。“残酷无情地让几千万曾为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下岗，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是卸磨杀驴，极不地道。而私有化浪潮中权贵和资本家将联手在黑幕下吞噬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国有资产，很可能造成未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更为深刻的是，‘破三铁’将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有高度政治觉悟、有严明组织纪律、有国家主人翁意识的工人阶级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登上历史舞台的将是好几亿完全冲着钱来的一盘散沙似的农民工，这将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丧失最可靠的中坚。”
“朱教授，我们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华尔街海归说。
“这个代价太大了！”朱算盘瞟了一眼那海归，“即便将来在经济上因此而取得了成就，那也是‘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所以，我认为，‘破三铁’是一步大臭棋！”
“发展才是硬道理！”海归反驳道。
“发展是手段，不是目的！”朱算盘厉声说道：“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国家强大，是人民幸福。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
“说得对！”那海归扶了扶眼镜，“朱教授，你是否承认‘破三铁’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这我当然承认！”朱算盘针尖对麦芒，“想必你也承认，把国内所有瘫子、瞎子、瘸子都撵到国外去，同样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别偷换概念！”海归继续道：“‘破三铁’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但与其国家被这些烂国企拖垮，同归于尽，不如先砍掉它们，使国家先发展起来。等国家强大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没有发展，一切都是空谈！”
“什么是空……空谈？”朱算盘最忌讳“空谈”二字。
“朱教授有啥更好的办法吗？”清华教授问。
这一问，戳到了朱算盘的软肋，他感到明显底气不足了。他的长项是破，是批判。在立上，他乏术。
“万事皆……皆须计划！”朱算盘嘟囔道。
“请正面回答！”另一位海归乘胜追击，“问题咋解决？”
“从长计……计议，周密计……计划。”朱算盘说。
“空谈误国！”海归说：“国企黑窟窿犹如无底洞，全国每天都要亏掉几十个亿，我们开会这阵子，好几个亿又没啦！国家根本耗不起。等你计划好了，船早就沉了。”
“不能再拖延！”主持人发话了，“‘破三铁’虽是不得已之策，但必须加快推进！中国要抓住世纪末这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发展起来！”
“朱教授，你就等着瞧吧！”海归对朱算盘一剑封喉，“破了‘三铁’，再插上市场经济和‘国退民进’这两只翅膀，中国将迸发出空前活力，很快就会腾飞起来。朱教授，我和你打个赌：不出十年，中国的GDP就能进入全球三甲。你敢吗？”
朱算盘悻悻地说：“就怕将来‘三甲’了，没有人还会记得这些问题……”
“Go on!”华尔街海归打断了他。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把那些中小国企甩掉，剩下来的大的大都也是半死不活，国家又拿不出钱来救。咋办？
对此，智库又开出了“股份制”的方子：将大国企先按股份制改造，国家占大头，然后，弄一部分流通股上市，让股民腰包里的钱搞过来。
朱算盘对西方股份制理论比较陌生，他在西安曾背着老婆偷偷倒腾过股票，结果，亏了好几千大洋。既弄不大懂，还吃过暗亏，他本能上就厌恶这玩意儿，当然要批判。“股票、股份制，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元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时要慎之又慎。”
“朱教授，你戴的眼镜儿，你的手机，你的‘欧文’电脑，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哈佛海归半开玩笑道，“你用的时候要慎之又慎。”
“我谈的是上……上层建筑。”朱算盘说。
“某些人唯一的本事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抽象化。”朱算盘的一位死对头说：“什么上层建筑？别放空炮好不好？面对现实：国家现在没钱救大国企，不救，立马就会死。咋办？”
“股份制改造一定会形成窟窿，国有资产一定会巨量流失。”朱算盘低声说：
“厉以宁教授设计的股改方案综合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学派理论的长处，天衣无缝，根本不存在窟窿。”北大教授说。
“还有，如何保……保护股民利益？”朱算盘至今一想起当年炒股亏掉的那一沓钞票，心口子就会一阵剧疼。“啥设计？哼！弄得不好就成了算计！”
“厉教授提出的监管制度是一部严密的阳光制度，可以完全杜绝黑幕交易。”哈佛海归说：“至于股民利益嘛，既然炒股是一种投资行为，天老爷也不能保证只赚不亏。”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那位死对头似乎知道朱算盘曾炒股亏过，“亏了活该！”
朱算盘脸一红，咽了口苦水没说出话来。
“股改步子太快，口子太大，也许，将来会造成一场灾难。”另一个反对股份制的学者说。
“对……对！”朱算盘赶紧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制度。”
“救大国企急需要钱。”华尔街海归道：“请问朱教授，那你说咋办？难道再动员老百姓买国库券？你会买吗？”
“总之，应当周……周密计……计划！”朱算盘说。
“某些人除了夸夸其谈，从来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可行之策。”那位死对头又说：“这样的人居然还好意每个月来领薪水。”
“你……”朱算盘额头上气暴出了青筋，忽地一下站了起来，“你你你……”
“我提醒诸位，”主持人打圆场，“这是学术研讨会，不是批判会。”
“Go on!”华尔街海归不耐烦地说。
关于中央政府囊中羞涩那事儿，智库开出了“分税制”的方子。对此，智囊们倒是一致赞成。但一贯喜好独树一帜的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朱算盘过于极端，引起几个海归的不满。
“大河有水小河满！”朱算盘摩拳擦掌道：“我认为所有税收应该全部先收归中央财政，然后，再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全局均衡发展。”
“小河有水大河才满。这是常识！”哈佛海归说：“朱教授，你想杀鸡取卵？”
“朱教授，我跟你打个赌。”剑桥海归道：“只要宣布税收全部上收，那中国明年的GDP一定会缩水八成。你敢吗？”
“怎样转移支付？给谁？给多少？”华尔街海归接着说：“朱教授，难道要由你那台‘欧文’电脑来计划吗？”
朱算盘脸一红，气得又口吃起来，“你……你们什么……什么意思？”
“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又大幅下移。”另一位海归说：“地方政府压力大啊！我坚决反对朱教授的意见；反倒认为，‘分税制’方案中地方比例偏低了点。”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举国体制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回，轮到朱算盘教训海归们了，“要发挥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保证强大的中央财政。等国家将来富强了，地方财政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此外，要相信地方上的创造精神和智慧。我坚持认为，至少，中央财政的所得比例应该再高一些，以利于我们能够在世纪之交这个关键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来，可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再做适当调整。”
“上收，容易。下放，难。”华尔街海归说：“就怕将来办大事上瘾了，没有人还会记得调比例。”
“‘分税制’势在必行！”主持人发话了：“但朱教授的观点太偏激。‘分税制’既要保证中央财力，也决不可削弱地方活力。”
“我不明白，”那位死对头又及时在朱算盘脸上补了一刀，“为何某些人总是乐于扛着陈腐的教条朝历史车轮使绊子呢……”
（摘自长篇小说《深圳闯荡记》，作家出版社，作者：量子。此书是根据八十年代下海闯荡的几位成功人士真实故事联撰而成，其文学性、学术性和可信度都很高。尤其是学术性，非一般作家可比。因为作者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生，曾在高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