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毛线鸡”：下岗女工出卖肉体(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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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毛线鸡”：下岗女工出卖肉体(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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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所谓的按摩房、洗头房里面都是暗红的灯光。当地人知道，这都是“红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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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熟练地拿出针线，编织毛衣、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神色。时间久了，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她们取了个名字："毛线鸡"。

"毛线鸡"栖身的地方，位于云南个旧工人村。这里曾是繁华所在，是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家园。半个世纪过去，个旧在2008年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工人村也在时代的冲刷下面目大变，毒品、性、暴力像藤蔓一般缠绕其中，让这里成为失意者最后的乐园。

在充斥着下岗者、退休工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的工人村里，"毛线鸡"们反而是为数不多还在"工作"的人。她们卑贱而坚忍地顶着这个名字生存着。

每天晚上11点，王莉的丈夫都会到工人村的小巷子口接妻子下班，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会蹲在门口等。王莉是工人村"10元店"的一名性工作者。

据当地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介绍，在工人村中像王莉这样的女人约有500人，年龄大多在35到50岁之间，租住并工作在月租150元、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李曼，以预防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为目标的民间组织“苦草”负责人，她经常会到工人村给“毛线鸡”们派发免费避孕套。

李曼有时也会和这些性工作者们聊天，她们许多人不甘于沉沦，但无力选择。

云南个旧工人村社区，这些被称为“毛线鸡”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前，一边织毛衣、刺绣，一边等待客人。

在走进工人村“10元店”之前，她们大多有着幸福的过去。

4年前，王莉一家生活在个旧市大屯镇，全家依靠丈夫在选矿厂里的工资维持生活。每天丈夫会拿着零食回家逗弄孩子，王莉则在一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2009年，下岗后的丈夫带着王莉来到个旧市打工，王莉来到距住处不足百米的工人村小巷子里，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

“10元店”的姐妹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大多曾经历下岗、失业、再就业、再下岗的痛苦循环。

“只要活着就好。”躺在棉絮外翻的被子里，李萍常常喃喃自语。床下一米深，就是哗哗流淌的下水河道。

在这里，所有的“姐妹”都曾有过被抢劫、偷窃、殴打的经历。王莉曾遭过3次抢劫，李萍遇到过8次，“有时候10块钱他们都抢”。李萍说，抢劫的大多是吸毒者，“根本不敢反抗。”

毒品与性交易让艾滋病如溃疡一般，在这些失足妇女中扩散开去。2005年，在家庭健康国际组织(FHI)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李曼发现，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十分匮乏。许多性工作者在感染艾滋病后仍继续从业，不仅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也增加了自身交叉感染的风险。于是2005年，李曼成立了“苦草工作室”，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对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预防。

柴琴生于1969年，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区人。1989年因好奇吸食海洛因，从此坠入黑暗海洋。她从单位离职后，很快走向个旧当地最有名的红灯区“银波赤”卖身。十几年过去，艾滋病毒悄悄在她和她的“客人”中扩散。托着这样的身躯，上个月她还接待了7个客人，赚了310块钱。

“裤子如果不换勤一点，自己坐着，风吹过来，我能都闻得到自己身上的臭味。” 柴琴弓着腰，把线裤翻卷褪下，黑色圈痕遍布两只大腿，暗黄脓液渗出纱布，她说那种像死猪肉的恶臭，正是从这些脓疮处散发出来。

柴琴和同样身患艾滋病的张伟结婚了。张伟平时在医院照料病人。他们没有结婚证。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要么独居，要么找同样是感染者的人一起生活。柴琴接客时会让张伟出去回避。“真的是没有办法，要钱，要买药吃。有时候真的是含着眼泪，因为不这样我就没有生活来源”。

个旧地处云南省中南部，是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基地。锡储量占世界的1/10，中国的1/3。1953年，云锡被中央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作为配套的“工人村”因此诞生，百余栋建筑辉煌一时。近60年过去，如今工人村已衰败不堪，成为矿工和廉价性工作者的集纳之处。

工人村四处可见这种无证无照的黑诊所。这些诊所收费高昂，且往往延误病情的治疗。同时，毒品在个旧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性病、毒品、艾滋病往往在性工作者身上纠缠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个旧市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约5400～5700名，保守估计其中70%的人感染艾滋。

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展示她给姐妹们培训所用的道具。苦草工作室主要对姐妹们做阳性预防，培训性技巧，以及如何说服客人使用安全套。目前个旧从事性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至少有上百人，但仍有40%～60%的“客人”不愿使用安全套。

性工作者高萍抱着她的小狗多多。自从感染艾滋后，除了接客，她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照料小狗。“只有狗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像我们这种人，太可悲了”。

个旧艾滋感染者在2008年后开始大规模病发，大部分都是在缺医少药甚至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孤独离去，死在田间、公厕、街头和出租屋。这是李曼给病者珊珊做家庭护理的视频，两个月后珊珊去世。

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沈亚萍如行尸走肉一般呆坐。同时身患结核、血小板低、真菌感染、丙肝、艾滋病的她，眼睛已接近失明。今年一月份，她和丈夫离婚后拿到了2万元用于治病。

政府给艾滋感染者都办有医疗保险，但大部分感染者却无法住院，原因是无法凑齐500～1000元的住院门槛费。

2012年1月5日当天，三个艾滋病人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死亡。很多病人死后还得不到家人原谅，曾有病人的女儿不肯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是她的报应”。

地处市中心的银波赤，依然是个旧夜生活的地标。霓虹灯下数十家KTV，上百女子在等待客人的光临。

而城市的另一边，个旧传染病医院住院大楼中，一位艾滋病人枯坐在楼梯口看夕阳，她手中握着手机，正播放着顺子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