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毛时代的特权腐败远超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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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毛时代的特权腐败远超今日

长津英豪 于 2014/5/26 17:23:4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现在的社会主要认“钱”，社会是靠“钱”来推动的，财产“私”有，只要用不正当手段将财产划在自己名下，名之“贪污腐败”。
    毛时代主要认“级别”，社会是靠“权”来推动的，财产“公”有，有权多占用公家的财产，人们却认识不到这种“贪”。比如康生，占用大而豪华的宅院，有楼房也有平房，有长廊还有亭子，一共39间屋子，两个餐厅，康生两口子居住。而当时的温总，一家五口人只9平方米。这种差距在毛时代很普遍。就算康生占了大半个中国，因财产是“公家”的，并不是他“私人”所有，也不能称为“贪”。困难时期，官员们的供应都不一样。北京的高干还有专门的特供处，他们有着特殊供应。仅肉食一项，副总理一级每天供应一斤肉，而一般城市居民每月才半斤肉，农民根本就没肉食供应。毛时代很长时间，跳舞都是被禁止的，被称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中央，不仅跳舞，连舞伴都要从“文工团”挑选送去。住院，干院按不同等级住不同的医院和病房。以上说的算是很正常的差距。“文革”中揭露出的不正常的腐化现象就太多了，如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特殊的享乐问题等等。那时流行的说法只是“多吃多占”，或称“搞特殊化”。毛时代的开后门成风也就是全社会的腐败，毛自己都亲自送了几个女孩子去上北大，也动用了他的“特权”。实际上，这种用“特权”，搞“干部特殊化”并不比“贪”的腐败更轻松。
    利用特权为亲戚朋友介绍工作；在住房问题上，完全是“官本位制”：常委有常委搂，书记有书记搂。等级森严，不能逾越。就是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也是按照等级配备：科员是三屉桌，科长是一头沉，处长可以用两头沉，局长则是大写字台加转椅皮沙发。汽车配备：县长一般是“北京吉普”，局长是“胜利”、“华沙”，省部级领导则是“伏尔加”，大军区、各总部正职可以配备“红旗”、“吉斯”。
    局级以上领导家中才可以安装电话（在那个时代，家庭电话绝对是身份的象征）。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可以公费配备保姆、厨师、警卫、司机。干部子弟，大多集中在特殊的学校里。比如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沈阳的育才中学、实验中学等。这些学校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最好的教学设备仪器，办学经费也是普通平民学校无法比拟的。每逢周一、周六，接送学生的轿车可以把整个街道都塞满。
    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开始，高干的一些会议都要到一些风景名胜区举行。北戴河相当一部分别墅就为这些高干专用，老百姓是没有资格进出的。领导开会，还可以带一大帮的家属子女，免费享受北戴河的碧海蓝天沙滩阳光，这些海滩还严密封锁，老百姓不准入内。这无疑为日后全国各地屡禁不止的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及行政官员以“考察”、“工作会议”等各种合法名义享受公费旅游首开了先例。
    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难时期，十四级以上干部都有一张内部供应卡可以到内部商店购买一定数量的香烟、黄豆、白糖和糕点。在细粮、肉禽蛋奶供应数量上，高干们更是比老百姓要优惠得多。当时总参机关事务管理局还经常组织警卫战士到内蒙草原用机枪打草原黄羊（由于数量逐年下降，已经成为稀有物种。），回来后按级别分给各级领导。
    当时的高考表面上是公正的，而实际上高干子弟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特权。譬如赫赫有名的哈军工（毛的侄子毛远新曾就读于该校），当时就集聚了全国相当一部分的高干子弟。有的是凭考分进去的，有的就凭一个电话、一张条子就进去了。
    由于政治需要，当时包括电影、戏剧、出版在内的文化领域对普通老百姓控制得十分严密，而省部级以上的高干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可以到新华书店的内部供应部购买包括《金瓶梅》在内的老百姓根本看不到的禁书（而且还是没有删节修改过的原版本）。而老百姓只能买到应有尽有的而且版本种类繁多的《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政治书籍。作为军委礼堂的北京三座门礼堂、京西宾馆礼堂、全国各地的军区礼堂及地方省市委礼堂，每逢周末便放映内部片。例如《军阀》、《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国内严格禁映的国外影片。高干子弟往往以能够看到内部放映的电影及内部发行的书籍为荣。
    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前），由于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导致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轻纺工业品的严重匮乏：包括棉织品、粮食加工制品、肉食加工制品；特别是“上海”牌手表及“永久”牌17型、“凤凰”牌18型自行车、“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等更是奇缺，所以就像棉织品及粮食、肉食加工制品一样必须凭票购买。而能够拥有这后三者当时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莫大的殊荣。但高干们则可以轻而易举的拥有上述这些各种奇缺匮乏的东西。
    60年代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平民百姓的子女即使是独子（女）也必须离乡背井老老实实到遥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否则一个“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会让你戴上一顶所谓“坏分子”的帽子。而大批高干子女则往往通过所谓的“参军入伍”来躲避上山下乡运动。在部队，入党、提干则基本是高干子女们的特权，而一般工农平民子女士兵直到复员退伍还是一名普通战士。
    1973年大专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全部由各地推荐。在所谓的“推荐”过程中，各级干部子女基本上都是早就内定。平民子女要上大学则需送上厚礼甚至献上处女的贞操。从而引发了全国大规模势不可挡的“走后门”风。
    1974年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他们到岗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妥善安排好沦落他乡接受“再教育”的子女的工作。一些高干子女就是在那个时候迅速飞黄腾达走上“领导”岗位。这样的例子当时比比皆是。
    由于“特权”曾经一度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存在了很长时间，这种滋生于“官本位”腐质土里的可怕霉菌的细胞就会迅速扩散。从而变成“以权谋私”这种更为可怕的癌变肿瘤：当今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
    还有一帮专制奴才为毛修建的“滴水洞”行宫，且常年还有一个连的战士守卫。此外在北京的密云水库边及杭州、上海等地均有毛的私人别墅及中南海里的私人游泳池。还有专为毛特制的高级雪茄卷烟，包括“熊猫”、“公社”、“大中华”等特制品牌卷烟以及特别酿制的贵州茅台酒。毛的用餐器皿是专门从江西景德镇精心制作的特制精致瓷器……。
    不少毛朝遗老喜欢称，毛时代三十年省部级干部没一个贪官。但并不能说明他们不搞“干部特殊化”，不享受“特权”，不腐败。
    有人为其辩解说，虽然他们在位时享受了，但他们的子孙不能继承。但说话的人却忘了。在专制制度下，官员的子女们都能靠他们的父母获得权力，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在毛时代非常普遍。如文革中，毛妻江清是“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女儿解放军报的负责人；侄儿毛远新大学毕业仅三年就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其侄女王海容，大学毕业七年当上了外交部副部长，都是毛当政时显赫一时的人物。只要获得了权，也就获得了相应的待遇。
    毛时代是以权力大小划分的森严的等级社会，都是缺乏对权力的监督，腐败都较严重，只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
    “文革”中，由于权斗的需要被揭露出干部的腐化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但由于文革的权斗性质,斗争仅限攻击毛的政敌,因此凡属毛派再大的腐败也没事。比如林彪的儿子在全国范围选妃，邱会作出了名的大淫棍就一点没受到影响。
    毛时代就是特权横行的时代，“文革”时期甚至有权就可要了人家的命，那是比腐败更可怕的罪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