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都纪行：四位性工作者的异口同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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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纪行：四位性工作者的异口同声 [图]

【方刚性都纪行】四位性工作者的异口同声。 作者：方刚性都纪行

--红灯区：性的大型“超市”---

            当中国媒体塑造着性工作者因为好逸恶劳、贪图金钱，或“道德败坏”等原因从事性工作时，我们无法听到她们自己的声音，但阿姆斯特丹的四位性工作者，却不约而同地响亮地告诉我们：“我们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中国的性工作者做梦都梦不到性工作合法化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四位性工作者，却异口同声地向我们控诉2000年出台的性工作法伤害了她们。

Louise Fokkens搬过一个高脚凳，坐在上面，对我们说：坐在这里舒服，敲窗户也方便。她随手在窗户上敲了几下，仿佛找回了当橱窗女郎的感觉。

2012年，我在国内便读过报道：一部关于全球最高龄妓女工作生涯的纪实影片《认识福肯斯姐妹》让世人认识了荷兰的两位双胞胎性工作者Louise Fokkens（路易丝·福肯斯）和Martine Fokkens（马丁内·福肯斯）。两人均已70岁高龄，从事该职业超过50年，自称接客达35.5万人。2013年，网上有她们宣布退休的消息，也在同一年，她们出版了自己的传记。

路易丝对外界表示，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工作时要忍受很大的痛苦。马丁内也承认，她们这把年纪对客户而言几乎没什么吸引力，只有一名年纪很大的老翁还会定期找她。

退休后，二人在她们工作过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开起了画廊，画画，卖画。

我们一行前往访问的时候，姐妹俩有明显的分工。姐姐和我们坐成一圈交谈，妹妹坚守柜台接待客人。

姐妹两人先出版了荷兰文的回忆录，销售5万余册，又出版了英文版。她们的橱窗生涯加起来有100年，回忆录讲述了她们如何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从事性工作，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拥有自己的“妓院”，以及参与成立第一个非正式的性工作者工会的过程。路易丝告诉我，她们正在写第三本。她说：“我是用真情写作的，是怀着尊重写作的。”

两姐妹年轻时曾遭遇家暴，为了摆脱这种遭遇、实现经济独立，她们在20岁之前进入了这一行业，一干就是50多年。

路易丝说：“我们从来都是自己的老板，我们自己决定自己，不要以为来个男人都可以和我们做，我们挑选客人。”

她又说：“我们清楚我们在做什么，而且我们当性工作者当的很好。我们穿高跟鞋昂首挺胸，敢于正视人们的眼睛。我们的父母也很尊敬我们。”

同行者中有人问：“如果你女儿做小姐呢？”

“那我就打断她的腿！”她坚定地回答。

这回答引起低声的唏嘘，既然如此肯定性工作，人们期望她能够说出几句支持女儿从事性工作的话。为什么如此反对呢？回答也很清楚：“因为做这行太艰辛，太沉重了。我舍不得让她做。当然，如果她真的选择做，我最后也会尊重。”

不必为路易丝的话感到惊愕，我们许多人从事一个职业，深谙其中的艰难，都不想让孩子再从事这个职业。比如中学老师可能不想让孩子再从事整天要盯着升学率的工作，医生不想让孩子再受医患纷争的困扰和超凡荷的劳作，他们都可能不再支持自己的孩子从事这份职业，但如果选择了，他们还是会尊重自己孩子的选择，这，一样简单而自然。

这对姐妹现在都有子女，路易丝有4个孩子，一个开发廊，一个做主妇，一个在驾校当老师，一个读了大学。马丁内有3个，一个当工人，二个在医院。他们还有了四个孙辈，三个曾孙辈。




没有人引导，路易丝便将话题转到2000年通过的性工作法案上，此前在荷兰性工作也不属于非法，但没有专门承认性工作者权益的法律，性工作属于无法可依、不受处罚的情况。2000年的法案，肯定了性工作的合法地位。

路易丝说：“大家都期待着性工作合法，法律出来了，我们以为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但是很快发现情况更坏了，合法化只是方便政府收税了。比如，税务局判断你有多少客人，让你交税。但是，有多少客人不一定，我们不是传送带。”

路易丝抱怨：“合法有助于管理，有助于收税，但对性产业没有促进。比如法律规定，凌晨三点要关门。但许多时候，这之后还有客人来。害得一些性工作者就不得不跑到街上。制定政策的人，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

路易丝非常怀念有法律之前，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自己刚从业时的生活。那时，如果有客人不给钱，欺负性工作者，她们也可以报警，警察也会保护她们。“那时大家非常团结，在性产业中，通常会有其他女人给你一些指点，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大家互相照顾，一个客人在房间里呆久了，旁边的小姐就会去敲门，担心出事。有好活儿，也愿意让别人分享，大家不会抢客人。现在不一样了，很少看到荷兰女性在这里工作了，这里国际化了，小姐都是从国外来的，互助气氛已经没有了……”

路易丝还提到，新法律发布后，关了一些橱窗。一些老板有一幢楼或二幢楼，借机抬高租价，这些对性工作者都是打击。




我们拜访的第三个性工作者是一位“SM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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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天中午12点至晚上6点这个时间段工作。12点，她会来到租用橱窗前，挂出自己的广告，然后在橱窗边的“货架”上摆出自己配备充足的各种SM器具。同样，她也是50欧元起接客，非SM的客人她也可以接。但她说，自己会拒绝掉70%以上的客人，因为他们看着不符合她的“价值观”。我理解，这指的是不符合她对SM游戏的理解。

“来的男人都是我操他们。”她说。

她说：“我自愿选择从事这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于她的生活，她开心地说：“每次都有惊喜。”她甚至有自己的网站。

她已经结婚，还没有孩子。她说，每周来工作四至六天，是四天还是六天，取决于她当时的心情。“这个房子我租了这个时间段，就由我自己来决定了。”

老公是她原来的客人，完全能够接受她现在的这份工作。

对于目前的性工作法律，她也是充满了抱怨，认为政府管的太多，赚钱不容易。还说，法律并没有使当地性工作者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不如以前。“赚的那点收入都交税了，所以很多性工作者选择通过互联网联系客户，在家里完成交易，这样才可能避开税收检查人员的眼线。”




最后一位与我们聊天的性工作者，是前性工作者工会的负责人。这个工会成立于1987年，福肯斯姐妹也是早期创始人之一。对于男性性工作者的权益，她说：“我们也代表。”

她介绍说，2000年性工作正式合法，大家开始高兴，后来发现法律保护不了她们。性行业既然合法，那么性工作者便应该拥有同其他领域工作者相等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不少性工作者却成为了被社会福利体制排斥的人群。虽然法律上讲色情业从业者也拥有和其他行业的人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现实有许多行不通之处。由于性工作者的信用评估问题，贷款买房对她们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即使租房也困难重重，不得不先交上半年房租作为保证金。上保险的时候，职业一栏也要如实填是妓女，而医保公司不接受为她们保险，怀疑她们有各种病。她抱怨说：“政府制定关于我们的政策，却不与我们沟通。”

她告诉我们：她领导的那个性工作者工会因为不同意政府的一些政策，与媒体沟通，谴责政府。后来，政府便不再给她们津贴了。政府转而建立了一个听政府话的组织。现在，她在筹建志愿者组织，志愿者都是性工作者或前任性工作者，每个参加者每年交40欧元，这笔钱用于法律事务，与政府沟通，等等。这个组织还在每年6月2日庆祝性工作者节，她说：“有母亲节，也要有妓女节。”

总结一下，四位性工作者在两个问题上是异口同声的：自愿选择从事性工作，自己做主，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性工作合法了，很好，但她们只有纳税的义务，没有和别的人享受到同等的作为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性工作的污名，并没有因为性工作合法化而被消除。

听了性工作者的声音，也要听听政府的声音。荷兰政府2000年发布的性工作法案，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政策，对所有形式的色情服务都实施强制性规定，要求从业者执照齐全。所有自雇的性工作者也都必须登记注册。色情业必须遵守劳动法，性工作者在税收和社会福利金方面享有和其他行业从业者一样的义务。政府部门还会定期向性工作者以及他们的雇主发行有关社会保险及相关事务的信息手册。

2007年12月，阿姆斯特丹市宣布了一项名为“1012工程”的计划来整顿红灯区治安。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表示，这座城市决不能容忍剥削和贩卖人口等非法活动。同样声称为了防止犯罪，基督教组织反对红灯区的存在，他们希望引进瑞典模式，罚嫖不罚娼。这就仿佛准许别人开超市，但谁去超市买东西，却要抓谁。可以想见反对声太多，没有成功。

荷兰政府计划在色情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全面的执照和注册系统。严格的法规将使得客户了解合法性工作与非法性工作的区别。此外，政府还打算将那些通过无照中间介绍人获得性服务或接受未曾登记的自雇性工作者提供的性服务的行为也列为违法犯罪。

从政府这个角度，“规范”色情业，主要是因为里面存在犯罪和贩卖人口的现象。虽然，我们接触到的这四位性工作者，都是自主、快乐地从业的。但肯定还是有贩卖人口等犯罪现象存在，但如何在处理犯罪问题时，不伤及其他自主的性工作者，这需要更尊重性工作的政策。我想，避免伤及无辜，这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法制理念吧，这个无辜，也应该包括性工作者。试想，我们能不能因为要去一家医院抓一个逃犯，就把这家医院里所有的医生护士和病人都当成嫌疑犯来对待呢？

成功地取缔了红灯区的是乌特勒支市，那里的性工作者散布到了城市各个角落。我的同门师弟，正在阿姆斯特丹上性教育的培训工作坊，他利用假期去乌特勒支考察昔日红灯区。一排小屋浮在河中央，只有两个钓鱼的，一个散步的，极为荒凉。但是，墙上也贴出一个通知，提供了一个网站地址，告诉大家可以在那个网站获得色情聊天的服务。师弟在门口看到有蜘蛛网，知道这已经废弃一段时间了。

穿行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小巷里，当地朋友指着一个橱窗让我们看里面的“艺术作品”，这曾是一个橱窗女郎的工作场所，也在整治中变成了“艺术社区”。

可见，即使在被认为全世界性工作最自由的国度，荷兰的性工作者仍然需要不断进行斗争，包括对抗着那些尚未完善的法律条款。

虽然这几年没有针对性工作者人数的统计，但有迹象显示，橱窗女郎人数逐年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警方和税务部门频繁地对那些持有执照的场所进行检查。




在阿姆斯特丹的老城区，有一座建于16世纪的感化院，当时用于收容性工作者。大门上方有一个雕像，一位女子在抽打另一位女子，下面配的文字大意是：“打你是为了你好。”今天，政策的制定者同样说：“制定这些政策是为你好。”但是，是否真的达到“为你好”的效果，只有性工作者自己说了才算数。

在红灯区一座教堂门前，有一座性工作者纪念碑，上面写着：“我们尊重性工作者。”尊重，不仅在于语言与行动，更重要的，应该是让她们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而且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好。许多时候，以保护为目的的措施，却成为被保护者发展的绊脚石。我们习惯于想当然地给弱势群体保护，却不问她们，这些保护是否是她们想要的，是否在不经意中侵犯了她们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