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访谈：中国社会的零度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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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访谈：中国社会的零度诚信
　　
文/菅宝珠

　　记者：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您对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放心么？您相信商品广告么？调查显示，年轻人对广告的信任程度更高，您怎么看？
    朱大可：当然不放心。我们已经丧失了对本土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基本信任。国际大品牌的广告，相对具有较好的信誉度。但本土产品广告，还是有不少令人疑虑之处。最恶劣的是那些冗长的深夜电视购物广告，它们几乎成了公共诈骗的代名词。年轻一代更信任的往往是洗头水之类的广告，它们主要是外资或合资企业，投放广告的历史有的长达二十多年，恰好伴随了年轻一代的成长历史。如果他们连这个都不信任，那么他们就要被迫面对一个“被骗的童年”。
　　记者：提到食品安全，我们也会注意到这样情况，在2009年，很多企业或个人把自己塑造成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体健康的天使、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沦陷，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道德和商业、和人生是可以分裂的？
　　朱大可：商业伦理的崩溃，是国民整体道德体系瓦解的结果。没有任何领域可以幸免。在一个零度道德的社会，人们只能依靠谎言来维系问题产品的公共形象。这不是价值分裂，而是用公共谎言来遮蔽产品有毒的真相。
　　记者：在被调查者中，“防范陌生人”几乎成了通识。您平时相信陌生人么？陌生人之间为什么会如此疏离和防范？
　　朱大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三个波段。这是一条可悲的历史下滑线。人与人之间发生猜疑和防范，是社会信任危机达到高峰值时的症状，它显示了社会伦理的全面瓦解。
　　记者：您在澳大利亚呆了8年，对澳洲那边的诚信状况印象如何？在西方国家，陌生人之间似乎更容易亲近，也有人将之归结于基督教民主、平等、博爱等精神的扎根，您怎么看待东西方的这种差异？
　　朱大可：西方社会也有人际关系疏离的问题，但那可能更接近社会学范畴，跟道德没有直接关联。西方社会诚信制度的维系，一方面依赖于基督教义的力量，另一方面还要依赖于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而这两方面我们都不具备。中国人自有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当然也能部分地用于现代伦理建构，但就连这些老古董，经过文革和反道德的市场化运动，现在都已荡然无存。国学运动试图对此加以修复，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记者：在这次调查中，人们的信任程度依照亲疏关系出现差别，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是社会信任的第一可靠对象，排在最后的是媒体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前者，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中按血缘关系组成的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对后者，有人将之解读成人们对社会公正和正义缺失的不满。您怎么解读这个排序？
　　朱大可：这个排序的内在逻辑，当然跟华夏文明的人治传统有关，但同时也表达出对公权力的质疑。大量事例已经表明，公权力没有扮演公民庇护者的角色，相反，它正在被到处滥用，肆意扩张，构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我想这应该就是民众怀疑、抵触和抗拒思潮的主要源头。
　　记者：最近《小康》杂志举行的调查中，“小姐”的信任度在政府官员之上。在政界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同时遭遇信任危机的同时，小姐、农民、学生等相对处于底层社会的群体信用度最高。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
　　朱大可：“小姐”作为“性工作者”，自然要遵循地下行业的游戏规则，但民众在问卷中对小姐所表达出的“信任”，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评价，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性的嘲讽，用以表达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尽管社会精英占有各种稀缺资源，但只有一种稀缺资源掌握在底层民众手里，那就是道德资源。这真是一场历史性的讽刺。“上流社会”的形象正在变得丑陋可笑起来。
　　记者：房地产机构和城管为什么形象最差？
　　朱大可：这当然是因为这两类机构跟民众利益的正面冲突最吸引眼球。房地产商的暴利（背后则是地方政府的暴利），直接威胁民众的经济安全，而城管的暴力，则直接威胁民众的生计安全。
　　记者：厚黑学和权谋文化流行，您称之为“流氓意识形态”，您怎么看待这种权谋文化的盛行？
　　朱大可：这是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在跟基本道德的对抗过程中，这种厚黑学的权谋，缓慢地渗透到儒家伦理中，逐渐被国家伦理体系所接纳。在帝国的晚期，它甚至成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厚黑和权谋，都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风景。
　　记者：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斗争文化和相互的不信任有何土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严酷的斗争关系您经历过么？
　　朱大可：文革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高潮。家人之间、亲戚、朋友、同事之间，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都互相检举揭发。它彻底击破了血亲信任的历史传统。我记得我们家的亲友之间突然间都不来往了。路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政治面目，生怕受到牵累。这当然不是一个孤例。只要社会出现严重病灶，这种信任危机就会不断浮出水面。
　　记者：作为50年代生人，您经历的各个年代都留给您什么样的大致印象？我记得您在某个采访中提过，80年代给您的印象是平和，而80年代也被很多人怀念，认为那是个文化和价值复苏的年代，是这样么？从90年代起，整个社会的道德指数和诚信状况是否就走上了一路堕落的的轨迹？很多人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您认为呢？
　　朱大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杀死诚信的凶手。改善了中国民众生活质量的消费市场，同样需要良好的商业伦理的支撑。诚信之死的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沦丧。我们在放弃平等、自由、独立和民主信念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尊严、诚实和教养的道德底线。也就是放弃了作为一个完整健康的人格的自我塑造，转而成为追逐实利的低级经济动物。我们不幸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拜物教徒。
　　记者：您是从事文化批评的，在您看来，现在的批评家们现在是否都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说真话，保持良知和水准？
　　朱大可：坚持这种立场的确很难。一方面要保持独立性，一方面还要正确地说话，也就是坚守普遍价值的底线。批评家能做到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利益交换的平台上，良知的重量轻如鸿毛，它随时可以被一场交易的小风吹走。
　　记者：诚信体系的崩溃，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甚至文艺界抄袭的行为现在都习以为常了。诚信的常识、尊敬规则的常识、是非曲直的常识，这些基本秩序在中国完全遭到了破坏，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底线失守的情况，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
　　朱大可：基于厚黑、权谋和利益被尊重的原因，诚信只能在其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在许多人眼里，被曝光和失去诚信，不是人格破产的标志，而只是一次权谋方面的过失，也就是“不聪明”和“玩得不够高明”的结果。这种用谋略代替道德的做法，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危机。
　　记者：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您认为现在的教育有利于学生和青年道德上的进化么？
　　朱大可：当然不能。应试教育制度颠倒了考试手段和教育最终目标的关系，制造了结构性的恶弊。从行政官员、教师、学生到家长，所有人的努力都建立在冲刺考试分数线上，为此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作弊、抄袭、贿赂，都变得合乎情理起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培养健康人格的努力都只能是杯水车薪。
　　记者：在您看来，这个社会怎样才能实现价值重建，从扭曲走向正常？
　　朱大可：我没有什么救世良方。文化学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我甚至不能改变周围学生的现状。根本解决伦理危机的希望，在于政治家的社会改革，只有他们能够切入制度的根基，从那里完成历史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