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拥毛派的言论，我支持反毛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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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拥毛派的言论，我支持反毛派了

    我本来既不反毛也不拥毛，因为我认为毛只是中国一个普通的领 导人，毛领导的中国并没有给中国人民作出很大的贡献，相反犯了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至于拥毛和反毛我都不反对，那是因为个人的观点不可能一样。
    最近我在各个论坛上看到不少拥毛者的文章，看了这些文章，我不但没有拥毛，反而支持反毛派了。拥毛派的以下的几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反感。
    1，有些拥毛者拼命掩盖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
    什么样的人才拼命掩盖罪恶的发生？日本右翼分子！他们到现在还在拼命的掩盖当初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这些掩盖事实的人与这些日本右翼分子是一丘之貉。
    2，有些拥毛者在数字上做文章，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没有3000万，只有几十万、几百万最多一千万。
    请问这些人，在和平的年代下，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下，饿死3000万人是不应该的，难道饿死几十万人就是应该的吗？而饿死几十万人和饿死3000万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在和平年代，饿死一个人都是在犯罪，在这一点上，你们有什么好辩解的？
    3，为文化大革命叫好，认为文化大革命有正确的一面。
    请问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处？把整个中国的人整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就好了？破坏文化，搞垮经济就好了？使中国落后世界30年就好了？
    4，把社会的成长归功于毛一个人，认为毛领导的中国取得过不少的成绩。
    社会在发展、进步，这是一个规律。民国时期的经济比大清朝先进不知道多少倍。是一个客观规律，而不是什么人为的因素。换句话说，没有毛难道中国就不发展 了？美国、日本、欧洲各国没有毛，发展的好不好？台湾没有毛，发展的好不好？相反，那些有毛的影子的国家，如朝鲜、古巴、前苏联等国，他们发展的怎样？
    5，认为毛时期的中国没有腐败，是中国最廉洁的政府。
    腐败是什么？腐败难道只是贪污、受贿吗？对钱财的贪婪是腐败，对权利的贪婪就不是腐败吗？现在都说有钱就有一切，可是在毛的时代，有权就有一切！为了权 利，你挣我夺，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忘。毛直到最后一刻仍紧握权利不放手，上行下效，一直延伸到现在，这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了？现在的腐败实际上仍然是权利 的腐败。
    6，有人认为抗美援朝等战争打出了军威国威，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也许，毛等既得利益集团是站了起来，但是普通民众从来也没有站起来。毛在位近30年，几乎把中国周围的邻国打了个遍，即使用人民的血汗钱也没有在世界上买到一个真正的朋友，造成国际上的孤立。而国际上则把中国当成“好斗的公鸡”，请问中国人民是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7，盲目高喊：毛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等口号
    毛作为一个国家的领 导人，他就应该带领国家走正常发展的道路，可是我们看到他领导的国家到底是好是坏？事实会说话。退一万步讲，假如中国真的在毛的领导下 走向富裕、强大，这正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还要高喊“万岁”？一个人做自己应该作的事情就能被喊为“万岁”吗？世界上本来没有主子，奴才多了就有了主子 了。

    我家9个孩子，我排行老7，感谢毛爷爷让全国人民敞开肚皮随便生，大恩大德啊
   
    1957年6月18日，《广西日报》刊登了因1956年饿死人事件对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主要领导党内处分的消息。南都记者  韩福东 摄
    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
    对于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失职领导的党内处分，直至19  57年6月才作出。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批评1956年广西饿死人事件的人士被波及。
    与新一轮整肃相伴随的是大跃进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  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

    文/韩福东

    春节刚过，16岁的苏世辉就和母亲、小姑等四人逃离了家乡。从广西平乐县二塘区大源村出发，一路向东北乞讨，在与湖南省交界处一个叫龙虎关的地方，他们被平乐县粮食局副局长陶纯森(音)带领工作组拦住。
    10多天后，饥饿难耐的苏世辉和村里一个同龄伙伴再度逃荒，夜里偷偷越过政府设下的关卡，在湖南江永县桃川公社住下来。“我们村出逃几百人。白天讨饭，或者去田地里捡些东西吃。晚上，翻墙去牛栏里住，有的就住庙里。”他对南都记者说。
    这不是“大跃进”的三年饥荒时期。这是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却没对饥馑的百姓采取适当救济。到了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
    在1956年的广西，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他们被埋在春节的大喜日子里。
    而经验教训并未被汲取，两年后，更大范围的人为饥荒袭来，平乐乃至整个广西，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
    张火生儿子是怎么死的？
    “二塘乡张火生的儿子是怎样死亡的”，这是平乐县档案馆内一份档案的标题。它的内容很简单：“张火生儿子，男性，今年才满两岁，他家是贫农成分。据目前了解上报，其儿子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去年该社减产，张火生是老社员，因他老婆平时很懒，不出工，在社里分得的口粮在十二月就吃完了，家里没有米，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后因家中没有粮食，其夫外出找杂粮，留出娃仔在家，到3月12日饿死在家中。”
    主文后面，附了一句话：“区委意见，该人是断米饿死的。”
    这份情况说明，将孩子饿死的原因归咎于三点：1955年减产“他老婆平时很懒”和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
    查1990年平乐县档案馆编的《平乐县自然灾害史》，并没有1955年的记录，由此可知当年即便有自然灾害也并不严重。那这一年的减产是怎么回事？
    据1992年编辑的《平乐县民政志》，1955年，存在旱、虫灾，但粮食仅减产9.12%，而县委主要领导“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为达到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把农民的豆角、南瓜、板栗、柿饼等列计入主粮总产，向广西省委假报增产21.06%。同时按粮食三定任务向农民征购粮食，把主粮购去，造成1956年春夏的严重缺粮灾荒。加上1956年春连续干旱4个月，接着夏涝秋旱。当时，县委领导对灾荒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大意，没有全面地掌握灾情，发放救济款不及时，因而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饿死人、拍卖家具、买粮，逃荒湖南，患缺乏营养性水肿等严重现象。”
    由此可知，饿死人主要并非因为减产，而是县委领导的虚报产量和过头征购粮食。在1955年12月，已经有农民家里没了粮食，年关将近时，因饥饿普遍，政府名义上还特地进行粮食“供应”，但显然有很多人没有受惠———  这和张火生老婆“很懒”没有太大关联。
    “饿死人是因为统购统销。征收粮食最厉害是在1954年，1955年又搞了一年，农民什么都没有了。那时交完公粮，还要卖余粮，村干部晚上去你家，除了今天吃的，就都是余粮了。只有红薯、南瓜和芋头可吃，1955年冬天就有人跑湖南逃荒了，1956年达到高潮。”大源村村民李明章对南都记者说。
    “灾情缓和”了吗？
    1955年冬天，二塘区二塘乡有一户农民卖掉了自己的儿女，1956年4月，又有一户农民也这么做了。在牛角乡，1956年的2月和3月同样有两人被亲人贩卖，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妻子。
    这两个乡的情况在二塘区并不严重，截至1956年6月，茶林乡有5名人妻与孩子被卖掉(其中1956年元月卖掉4人，2、3月分别卖掉3人)，而大源乡则有11个孩子被父母出售(其中1956年2月1人，3、4月各3人，5月4人)。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二塘区共有44人被卖(其中38名孩子，6名人妻)，卖人的最高峰是在1956年3、4月份，分别为11人和12人(见平乐档案馆藏《平乐县二塘区56年因灾出卖妻子儿女统计表》)。因饥馑而贩卖亲人的事实，在平乐县地方志中属于禁忌，未被记录。
    “二塘区的饥荒是最严重的。”1955年起出任平乐专区供销社经理的叶柏松对南都记者说，仅二塘区就有数千人逃荒去了湖南，湖南一个女性县委书记层层上报，最后上面派人下来进行了调查。
    广西省委对平乐专区大规模逃荒、贩卖妻儿和饿死人现象的重视，可能即源于湖南省的上报。1956年4月13日，广西省委检查组到达平乐专区，“听取了地委和有关部门对该区春荒情况的介绍，并在地委的指导和协助下，到平乐、荔浦两县做了重点了解。”
    1956年5月25日，广西省委批转了省委检查组对“春荒”情况的报告。广西省委称，“这些地区的春荒之所以严重地发展起来，则由于平乐地委和有关县委在粮食统销和救灾工作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表现为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查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适当地反对下面的‘右倾’，不够关心群众生活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对下边真实情况的了解，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及时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
    广西省委称，平乐地委对此事件已经做了检讨，并且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省委特责成平乐地委对平乐县此次严重失职有关的干部作适当处理，并将处理决定在党内公布。
    不过，所谓“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是平乐地委和广西省委的虚应之词。这份报告刚刚下发到各平乐专区各市县，更大规模的饥荒就来临了。
    “6月份，也就是农历四五月份，是最高潮的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都吃完了，而谷子要农历**份才打下来，这时逃荒的人最多，全家跑出去的都有。”大源村的李明章说。
    按照平乐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外出湖南省永江县一带购买杂粮的4003人。因灾卖送子女的145户156人。因灾引起夫妻离散的22户。因灾妇女早婚的8人。因灾拍卖家具、衣服、被褥、蚊帐的1901户。”(平乐档案馆馆藏《平乐县1956年上半年救灾工作总结》)
    一边厢党内处分，一边厢反右
    广西省委要求平乐地委对失职干部所做的“适当处理”，迟迟没有下文。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人民日报》开始鼓励党外人士“鸣放”，整风开始。
    在平乐县，很多人针对统购统销和饿死人现象提出批评。包括富农出身的教师叶中立，他在整风时期表示：“粮食统购统销搞得一团糟，党自实行这一政策后，不知饿死了几多人，就拿我家里来讲，个个被饿得面黄肌瘦，我哥就是因这样而被饿死的。”(平乐档案馆馆藏，1958年8月24日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
    广西饿死人事件，也在中央引起讨论。“桂系广西军阀黄绍竑，当时是民主党派(民革中央常委)，听说他反映了很多情况，对广西饿死人批评最为强烈。”生于1933年的平乐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廖干对南都记者说。
    对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主要领导的党内处分，是在1957年6月作出的。6月1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副书记何庶民，直至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萧一舟被撤销了党内职务。
    《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均刊发了消息。平乐教师叶中立看到广西日报的新闻后，“愤恨的说：‘他妈的，真该枪毙几个，这样处分根本太(轻)了。’”(《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
    不过，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在平乐县，批评1956年饿死人的各界人士，均被波及。在一场遍及全县的大辩论中，统购统销与合作化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再度得到肯定。
    1958年，叶中立被定性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对饿死人的批评被指为“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他的另一个主要右派言行是，“污蔑”肃反时检举他的同志，公开在宿舍说：他们根本是含有血债的人。1957年6月18日，广西日报报道了中央对饿死人事件的处分决定时，还在头版刊发新华社题为《黄绍竑为他颠倒是非的言论作辩护，陈其瑗指出他一贯夸大运动的错误》的报道，不过，报道中并未提及黄绍竑此前对广西饿死人事件的批评。很快，黄绍竑也被打为右派。
    新一轮的整肃开始，与之相伴随的是大跃进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1956年，虽然逃荒，但还没听说我村有饿死人，但到1960年，饿死的可就多了。”李明章说。
  
    没有经过六十年代初的人是不知道那时的情景的，城市户口的人有供应粮，虽说吃不饱，但不至于饿死人，饿死的都是农民，我老伴家是河南信阳的，她表叔一家人全都饿死了，唯独她表叔一人逃了出来，到宁夏投靠我的老丈人，幸免于难。一说到老家，表叔总是泣不成声。我六十多岁了，不会说谎的。记住历史，是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在再发生那样的事件，饥饿中的人民是很无助的，饥荒是很可怕的！
    我也来戳穿这些谎言;据曾是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回忆文章，在六0年左右中央在庐山开会包括邓小平在内－群人酒足饭饱后杨送他们回住地，因有事后赶到的周恩来问水静有饭吗？水端出江西特色菜肴;粉蒸石鸡，鱼，肉等，周问有酒吗？水拿了瓶茅台，周讲再拿－瓶，给果＝人各干了－瓶茅台。这时候过这种日子能饿死人吗？


    广东这地方，确实不容易饿死人，最多饿个半死。毕竟人不能长期只吃水果。
我老家是淮河滩地，那年月也没有多少是直接饿到大脑停止工作的。倒是撑死不少。一个本家婶娘就是在地里吃生黄豆胀肚撑死，母亲的舅舅是吃米糠饼子撑死。
不过，能穿皮鞋，那确实不是一般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