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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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作者：精英谈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警世通言》
　　这一生的五十多年里，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让我碰上了：刚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所谓“自然灾害”，刚上学不久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刚中学毕业就碰上了“上山下乡”，等到结婚的时候便碰上了“计划生育”，混成了教授又碰上教授大贬值——如今人们都把“教授”称为“叫兽”。一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碰上了七七年高考，而且瞎子碰死老鼠正好碰巧考上了，成了一度自我感觉良好的“七七级大学生”。
　　七七年高考是我命运的转折点，过去对自己能考上大学多少有几分得意，好像考大学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纯属偶然——我考大学不是凭“才气”而是靠“运气”。在我们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里，即使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些草民难道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一生？假如毛主席是在1986年逝世，假如邓小平推迟五年才恢复工作，假如推迟十年才恢复高考，七七级大学生中很多人就与大学无缘；假如七七年我在考场上做错了几道数学题，假如考试那一天我患了重病，假如不允许“黑五类”后代参加考试，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电脑前码字，也许在建筑工地上码砖，不会像现在这样在讲坛上夸夸其谈，也许在农田或车间里卖命。
　　可见，不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而是你碰巧搭上了什么样的“顺风车”，社会没有给你留下多少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错过了这一趟“时代列车”，你的人生从此就可能赶不上“正点”。萨特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的绝对自由，人生的命运取决于自我选择，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自我设计。就我这五十多年人生经历来看，萨特的理论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一生总是在被动地适应社会，很少主动的自我选择和精心的自我设计。成功与失败比艳遇还要偶然，幸运与倒霉比中彩还要碰巧——
　　一  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在万恶的旧社会”，我祖父曾经出任麻城商会会长，由于家境相当殷实，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过，家父显然不是那种识时务的俊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干嘛鬼使神差地出任“国军”的中级文官？1949年随所在部队逃跑到福建沿海，还没有来得及逃走就当了俘虏。父亲说不是没有撤退到台湾的机会，是大多数官兵不愿意背井离乡，他们部队一整个师全部起义投诚。不管是起义还是被俘，反正都不是什么“光辉历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这一抹不去的历史污点，后来成了他一生赎不完的“原罪”，在“国军”中短暂的得意，换来他后来大半生的不幸。幸好我舅舅是家乡很有威望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父亲好像没有受到过迫害。乡亲对我们一家都很友善，只是父亲的心情却一直抑郁低沉，从我记事起他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地富反坏右”不时接受训斥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多少人找父亲的麻烦，尽管家中常常“瓶无储粟”，日子倒过得十分平静。
　　和现在大多数家长一样，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极为迫切，对我的文化教育格外重视，很早就教我认字、写字、读书，我还不太明白6与7这些数字的时候，他就强迫我背乘法口诀表。父亲最常用的教育方法就是拳头，只是偶尔才改用一下巴掌，他打我身体的部位也比较固定——打我头部最为得心应手，只在母亲抗议后才“仁慈”地改打屁股。年龄那么小根本不懂“七七四十九”是什么意思，父亲也没有耐心给我细讲所以然。小孩背乘法口诀本来特别吃力，在父亲面前背书又异常紧张，越紧张就越是背不出来，仅仅背诵乘法口诀表我就不知挨了多少顿痛打。这样，父亲就是我儿时最大的“阶级敌人”，很长时间我都把他当作魔鬼，还不时与伙伴们一起交流各自对付父亲的办法。
　　对父亲只是恐惧，对读书则是厌恶。一看到书本就头脑发麻，只要不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我绝不会读书、背书、写字、做题。父亲性子又很急，我发蒙时间比别的同伴都早，刚一上小学我就厌学，一年级上学期常常因病旷课，半是真病，半是装病。母亲从没有上过学堂，一生相信“庄稼为大业”的“真理”，看到父亲读书越多越受罪，看到我一上学就骨瘦如柴，不知是痛恨读书还是心疼儿子，她做出她一生中最了不起的决断——让我休学一年。第二年去重读一年的时候，因我的基础比其他同学要好，老师觉得我没有必要复读一年级，很快就跳升到二年级听课。
　　不久，伟大领袖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没完没了的戴高帽挨批斗，没完没了的政治审查，没完没了的检讨认罪……父亲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自己也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多亏家乡小学师生的“阶级觉悟”不高，除了不能加入少先队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个别同学骂我“狗腿子”属小孩的恶作剧，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从没有排斥过“黑五类”后代。我儿时一直感到十分孤独，并非对我有组织的孤立，主要原因是我生性孤僻。
　　小学阶段我是走读，天天在父亲的魔掌之中。在外面别人天天折磨他，回到家里他又天天折磨我，总想培养我“持之以恒的毅力”，强迫我天天夜晚要练字读书做题。他越强迫我做什么，我就越讨厌这样做，老实说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没有开窍，对任何书都没有半点兴趣。如果在读书做题与吃狗屎之间二选其一，我当时一定毫不犹豫选择吃狗屎。那时全国所有学校都不注重学习成绩，而且成绩太好还可能戴上“白专”帽子。不像如今中小学这样病态，经常给班级或年级同学的考试成绩进行排名。我记忆中的小学好像没有什么正规考试，也不知道班上哪个同学成绩最好，自然也没有觉得自己成绩很坏。小学不喜欢读书学习，感觉不到任何学习压力，所有学习压力都来于父亲。
　　到初中时文化大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读书无用论”也日益深入人心，连冥顽不灵的父亲也“深刻”认识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革命道理”，从此不过问我的读书学习。不知什么原因，家中在“破四旧”后还有些线装书，父母怕这些旧书惹祸，偷偷将它们都烧掉卖掉。父亲不再强迫我读书，学校也不管我们读书，我真正成了“长在红旗下”最幸福的人，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就是在这时候培养起来的。
　　人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动物，没人逼着读书我反而想读书，没人强迫读书反而喜欢读书。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帮着记工分，帮着会计分稻谷，自己逐渐学会了加减乘除，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数学。劳动归来我一个人在家里补习小学初中的算术数学，初中后期我的数学成绩其实相当好。升高中时我遇上了麻烦，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规定，像我这种黑五类的小孩不能上高中读书。正好有个表哥是大队“二把手”，妈妈找她这个有实权的侄儿帮忙，我好不容易才升入高中念书。到高中后我处处走运，我的数学老师阮超珍及丈夫都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阮老师不仅业务能力很强，而且对教学认真敬业，看到我喜欢琢磨数学题，还特地送我《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可能上帝也对我十分关照，高中时邓小平复出工作，我正巧赶上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黄冈地区各县的基础教育水平很高，我们一所乡下中学里就有不少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教师，我的物理、数学、化学老师都是华师毕业生。虽然免不了受“五七指示”的干扰，虽然语文教材内容左得出奇，虽然政治课的比重很大，但我们那里教学大体上还算正常。我在班里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想不到校方竟然还组织了一次全校数学竞赛，我在二千多名高中同学中取得了好名次，学校还在校门口贴出大红喜报。那次数学竞赛获奖的前三名七七年都考上了大学，漆家福现在是北京中国石油大学著名学者，鲁里成是成都铁路局高级工程师，只有我还是个普通教书匠。
　　在高中我是学校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各科学习成绩相当平衡，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老师都对我青眼有加。激励我学习语文和写作的动力有点滑稽，我暗恋一位女同学，一看到她我心就蹦蹦地跳。她的数学成绩不好，但语文和作文比较突出。她那时常阅读的一种文学杂志是上海办的《朝霞》，我总找机会向她借这种杂志，为了和她在一起有共同话题，她的《朝霞》我每期必借，借后每期必读；为了能配得上这位天使，我还发愤学习写“散文”，写“诗”，写“小说”。高中快毕业那年办大字报，我不知从什么地方东拼西凑“写”出了一组“诗”，还照报纸上“外二首”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大字报贴出来后有同学夸我这几首诗“很美”，我一发“神经”就寄到了一家小报，没想到报纸编辑比我还“神经”——把我这几首不知哪些地方拼出来的“诗歌”发表了。我在家乡那个小地方一夜成名，全然忘了这几首“诗”是拼凑的，还装模作样地做起了诗人梦。
　　中学阶段我偷偷摸摸读了不少“黄色小说”，像《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今古奇观》，像《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苦菜花》、《暴风骤雨》，还读了不少苏联和俄罗斯小说。各班同学相互交换文学书籍，学校老师也很近人情，课堂没收的那些“黄色书籍”，只要写份检讨书便物归原主。当年读书不是为了考试，没有压力就读得很从容，读得从容就能品出味道，我自己从阅读中的确尝到了乐趣，也从阅读和写作中培养了语感，自己对语言的审美能力就是这时候养成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我也写得很勤，写得越多就写得越好，我的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
　　上大学后重读自己中学时写的那些东西有些脸红，一想起当年的作家梦和诗人梦就觉得荒唐。华师近几天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平时书房到处堆的是报纸书籍，我抽空把其中有些用不上的家伙扔掉，翻箱倒柜时发现了一张发黄的草稿纸，竟然是三十多年前的烂诗稿。我早将过去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少作都付之一炬，没有想到还有这四首“漏网之鱼”。我把它扔到了废旧书报中，太太又把它拣了起来，她认为这几首诗有“纪念意义”。它们大概写于74年我高中毕业前后，最迟是在我77年参加高考之前，稿纸的下方还印有“麻城县白果公社夫子河分社”（见附图）。如果说真要有什么“纪念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些“诗”能够证明国家对一个中学生洗脑是多么成功：它们完全否定了个体的价值，而高度肯定集体的作用，把每一个人只当成“革命”的螺丝钉，离开了集体不仅“孤寂无援”，个体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20岁前我充满了“正能量”，自己的心灵成了国家政治的容器——党给我大脑里填充的都是“革命”、“斗争”、“批判”、“敌人”之类的“红色”内容，当然还送给了我“幸福”和“自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台湾同胞在受苦受难”。现在把这几首“诗歌”抄在下面，算是自己高中岁月的留影：
　　小溪（外三首）

　　是那么乐观坦荡，它从不担心——

　　一旦奔入大海将会消失自己的身影；

　　因为它深深地懂得：

　　只有投身于大海自己才能获得永生。

　　孤雁

　　别怜悯它！让它去哭泣，让它去哀鸣，

　　平时在雁群中它总以不凡自命；

　　今天，让它尝一尝孤寂无援的苦头吧，

　　不然，它怎能吸起逃离集体的教训。

　　梅花

　　别误会哟梅花，我来欣赏你，不是

　　因为你那疏影横斜的瘦诗人风韵，

　　是我在革命的征途上有点疲倦了，

　　来看看你如何与狂风暴雪抗争……

　　瀑布

　　从不悲观失望，更不止步倒退，

　　尽管过去的道路几经曲折；

　　为了奔向理想的目标，纵身跳悬崖——

　　虽然粉身碎骨，却是壮怀激烈！
　　现在想来，要不是“碰巧”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必定不去写这些烂诗，中小学要是像现在这样一切为了考试升学，先父必定对我更加严厉，我对读书必定更加讨厌，我必定宁可当农民工也不愿意继续读书。“棍棒底下出天才”是中华民族最混蛋的教育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领袖真是我的“大救星”，我也深切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二  反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
　　1974年高中毕业，我便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是个“青年”倒问心无愧，有多少“知识”则只有天知。农村孩子谁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滋味？但伟大导师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谁又有狗胆不回到这个广阔天地中去呢？即使大城市青年也未能幸免，更何况我这个农村青年呢？
　　回村务农倒没有什么可怕，那时最可怕的就是饥饿，劳累加饥饿让人觉得生不如死，今天的年轻人体会不到那种苦况。我妈妈把干一点的粥饭留给我和弟弟吃，她总以红苕、南瓜、野菜充饥。家里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一些鱼、肉、鸡蛋，连食用油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年成好的时候供应半斤，一日三餐不管吃得怎样饱转眼就饥肠辘辘。天天中午十一二点和下午五六点时，我就饿得两眼发花，天旋地转。刚回乡那年夏天“双抢”时节（抢割早稻、抢插二季稻），我两次饿得昏倒在地。
　　多亏天无绝人之路，还是我发表的那几首烂诗帮了自己的大忙。“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县在夫子河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河改道工程，需要会写广播稿又会丈量土方的青年，也就是要“能写会算”的人，谢谢母校向家乡领导推荐了我，接到通知的当天我就来到工程总指挥部报到。在指挥部里，我工作起来夜以继日，写宣传稿和讲话稿准时准点，算土石方又快又精细。总指挥朱书记对我很欣赏，他到外面检查工作常常带上我，他的大会发言稿子差不多都由我代写，我俨然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现在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看成社会平等的乐园，未经历过那个岁月的青年说这种话是出于无知，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还要说这种话就是无耻。在工地上劳动我整月见不到荤菜，顿顿都是伙夫给我们打饭，顿顿饭我都没有吃饱过。在工程指挥部里天天有鱼肉吃，用餐时可以随便添饭。我的收入也比农民高多了，农民一天最高只有10个工分，每个工分只有5分钱，一个男壮劳动力一人只挣五毛，用时下的话来说那时很多人是“五毛”。我虽然还不是吃商品粮，但除了每天得10个工分外，每月还有15元人民币补贴，每天吃饭又不用自己掏钱，不时还能买到一点免票的食物和用品。当时15元人民币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初级工人一月也只二十多元工资。文革时在任的领导有很多特权，腐败起来一点也不加掩饰。只要哪位上级领导夸奖某生产队的“芝麻长势不错”，等到榨油后队里必定要给该领导送一担麻油。从吃到穿所有日用品，百姓样样都得凭票供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却能为自己弄到一些额外的紧俏物质。那时领导干部不时兴包二奶，但很多领导和女下属“心心相印”，某某干部喜欢某某女孩时有耳闻。倒霉的总是“国家主人”，享乐的从来都是“人民公仆”。由于能给领导“提草鞋”，我也算是沾了一点“官气”，我家里从此不受人欺负。工地上各单位都希望我能多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所以每个小土皇帝对我都很客气。
　　深知自己的“出身不好”，指挥部领导对我没有冷眼相看，使我对这些领导格外感恩。与在工地上累死累活的中学伙伴相比，我的处境简直像梦游天堂。为了报答领导对我的关心，我常在深更半夜写新闻宣传稿。自己的稿件能被县、地区和省广播电台采用，通讯报道能在上级报刊发表，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和快乐。哪怕工作再忙再累，我都要坚持读文学作品，读革命导师的选集，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坚持写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通讯。
　　文革时期，我只求能够活命，只希望免于饥寒，哪敢奢望去追求自己的爱好，更没有想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自己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活法”。真诚相信“全世界人民都在受苦受难”，我当时的“幸福指数”非常高。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当年的日子，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领导叫我怎么写就怎么写，从不搀杂一丁点自己的主观意见，事实上我那时一丁点自己的主见也没有，我是领导表里如一的“应声虫”。什么民主体制、思想自由、个体独立，统统都在我的精神视野之外，自然也就不会成为我的追求目标。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这句名言是对现实一种无情的反讽。文化大革命时农民的生存空间其实极其逼窄。“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差，干得比牛还苦，跑得比马还快”，这几句话是时下人们对跟团旅游的调侃，把它们移来形容从前农民生活倒更为贴切。“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兄弟，成年累月死死捆绑在生产队里，外出办事还要到大队或公社开介绍信，否则出门以后就寸步难行；精神和言论空间更近乎零，谁的言谈要是稍微离经叛道，谁要是胆敢和上面“对着干”，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轻则挨批斗，重则坐班房，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我在政治上没有“发展前途”，我本人也不是搞政治的那块料，这辈子我最大的官衔就是“家长”，兄弟们常嘲笑我怕老婆，很可能至今还是个“副家长”。移河改道工程结束后，我借调到母校教初中数学和语文，我业余写作更加勤奋，发表了一个独幕剧《拾麦穗的风波》，还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小小说。今天用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学作品”全是图解概念，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文学”根本就沾不上边。
　　记不清是七七年下半年什么时候，突然听说大学招生即将停止“推荐选拔”，马上要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这个消息是从母校校长口中听到的，他本人也说自己是“道听途说”，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我对上大学本来就不抱任何希望，即使真的恢复高考也轮不到我，“黑五类”这样的后代怎么可能参加高考呢？在文化大革命前，“黑五类”后代上大学也有诸多限制。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就报道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并且我这样的青年也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对我来说是大喜过望。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边工作边看高考相关书籍，记得还看过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汉语语法书。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没有把高考太当一回事，尤其是我本人不相信自己会被大学录取，当时社会上还把阶级成份看得很重。带着无所谓的轻松态度进入考场，自己对考试结果还比较满意，但不敢像有些同学那样信心满满，同学老师询问时我一概都以“还可以”应付。
　　考后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村里干部突然通知我去体检，说是我过了录取分数线。头天父亲逝世，次日就接到体检通知，此时此刻我真是悲喜交集。因历史问题连累了儿子的前程，父亲一直觉得愧对我们兄弟，他去逝时可说是“死不瞑目”，要是多活一二天他就会带着微笑离开人世。父亲生前不合时宜，父亲去世也不是时候，除了认命他又能怨谁呢？
　　我高中班主任袁老师是我们华师校友，到填报志愿时找他商量，他不假思索就叫我填报“华中师范学院”，也即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对我描述华师桂子山如何很宁静优美，教学大楼如何气派漂亮，还说有栋教学大楼是圆顶建筑。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圆顶房子，对这栋圆顶教学大楼自是无限神往。上大学前，我的梦想就是把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最想进的学校就是麻城师范学校，由于那时麻城县只有这所中专可以转户口，哪还敢奢望读大学呢？要是能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那我无异于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毫不犹豫，我第一志愿就填报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专业就是我现在供职的中文系。
　　接到华中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我们县里“农业学大寨”，不是在山坡上挖梯地，就是把池塘填起来造梯田，不是移河改道，就是开山辟岭，要么就是筑大坝，现在看来没有一样不是在破坏自然环境，青山被挖成秃岭，清泉被污染成浊流，活水被弄成了死水。不过，那次移河改道虽对家乡有害，却对我个人“有益”。要不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要不是我们县里启动了移河改道工程，我哪有机会进工程指挥部写通讯报道？在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不是累得半死，就可能饿得半死，我还哪有精力去写诗歌小说，又哪有心思去演算数学，当然七七年也就考不上大学。说来滑稽，我这个梦幻中的“诗人”，“碰巧”成了那个荒唐岁月的“幸运儿”，这倒应验了“国家不幸诗人幸”那句名言，你说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三  灰暗的日子：入学与“退学”
　　考取大学的几个高中同学都是读理科，只有我一人不仅是读文科，而且还是读师范学院。我们民族自古都讲“尊师重教”，但骨子里却瞧不起教书先生，古代早有“人到教书尽了头”的俗语，文革中又留传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公社书记对一位中学女老师说，“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去当营业员”。可见，古人认为无路可走才会去教书，今天在书记眼中教师的地位比营业员还低。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兴奋几天，就有亲戚和同学给我泼冷水：“干嘛不读理科呢？”“你怎么喜欢教书？”更有一位哥们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该读师范院校。虽然自己还沉迷在作家梦中，但我对自己的选择开始多少有点怀疑和后悔。我一遍遍反问自己：是否走对了道，却入错了门？因为七七年湖北省高考，语文和数学文理科是同一试卷，文理科唯一的分别是前者考史地，后者考理化。我文理基本没有偏科，高中一二年级理科比文科还好些，后来才阴差阳错想当诗人。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高考的总成绩和分科成绩，估计我的数学分数比语文还高些。高中母校也有些老师认为我不该读文科，更不该读师范学院。
　　女人就怕嫁错了郎，男人就怕入错了行。入学前我就对自己是不是走对了路十分狐疑，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没有谱，当了作家后是个什么样子更没有数，上大学前我根本没见过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填报师范学院是一时兴奋，填报中文专业更属幼稚冲动。如果填报志愿时不是咨询袁老师，也许有人建议我填报经济之类的时髦专业，或填报金融会计之类的挣钱专业。如果我父亲还健在，他也不会让我去做什么诗人梦。选什么专业，报什么学校，在我的确有点“碰巧”。
　　看来，报考大学和选择专业，很有点像情场上谈恋爱，没有追到手的才有神秘感，有神秘感才觉得吸引力，牵了手的就成了“家常便饭”，因而也就不知道去倍加珍惜。
　　录取通知书写明第一年在华师京山分校就读，报到后才发现这所分校建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乡下，京山这个丘陵地区与我们麻城老家十分相像——转来转去还是没有离开乡村。农村孩子更向往大城市，我高中录取的同学都在武汉，京山校区和周边环境让我失落感很强。高中毕业后，我是家中挣钱糊口的顶梁柱，我到京山上学，家中只有多病的老母和念中学的弟弟，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我自己在班级和年级中也不合群，主要是我的方音大家听不懂，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到京山头一个星期，与喻志丹等同学一起爬山，我说这个地方“最美丽”，大家居然没有一个人听明白。起初我以为是大家嘲笑我，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大。种种因素凑在一起加重了我的困扰，外人看来我是“七七级”“天之娇子”，我自己却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更要命的是，我几个月连续严重失眠，看书和写作也了无兴趣，读什么作品都觉得没有味道，写任何体裁的东西都不满意，甚至觉得大学生活也非常无聊。大学一年级上学期上当代文学课，老师在课堂上差不多讲了一个学期的毛泽东诗词，再没有比这更乏味的文学课了。可能是自己情绪太不好，而不是老师讲得太糟糕，连自己喜欢的文学课我也厌倦了。小说诗歌实在读不下去，我后悔原先没报考理科，于是给本部教务处写信，要求转到数学系或物理系，校方回信称没有这样的先例，并要求我“培养专业兴趣”。我们六班班主任是刘兴策老师，我到刘老师住的平房里倾诉自己的苦闷，最后我向他提出退学申请。我想回家复习下届重考理科，但这话没有对刘兴策老师挑明，我怕引起刘老师的误解。刘老师听说我要退学十分吃惊，刚刚期中考试成绩我门门优秀，可我的退学理由是自己读不好中文。刘老师说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七七级又是令人羡慕的年级，你目前的成绩还不错，辅导员对你也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你这样主动要求退学实在太轻率了。没有多久我又向刘老师第二次申请退学，刘老师两次拒绝了我的请求。刘老师待人热情、细心、和蔼，我每次和他谈话都感到温暖，是他的鼓励和温暖避免了我荒唐的退学悲剧。在京山的半年真是度日如年，夜晚难以入睡，白天昏昏沉沉，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现在才知道那是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已经严重到有了想自杀的极端倾向。
　　京山半年是我一生最灰暗的日子。这次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同学们都到京山重温旧梦，我一个人没有随大家同去，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见到京山！
　　原先说要在京山呆上一年，多亏同学们齐声反对，在京山呆半年就回到武汉华师本部。暑假过后来到桂子山报到，我到校的时候是夜晚八点多钟，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去找高中班主任曾说过的那栋“圆顶教学大楼”，连问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有的还说华师没有圆顶大楼，几经打听才知道就是物理系原先的教学大楼，现在改成了学校的行政楼，看到楼上那个小圆顶，我真是哭笑不得。
　　学习和生活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但仍然事事都提不起精神。没有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来桂子山本部后我们年级开始上英语，我在中小学从没学过汉语拼音，更没有正儿八经学过英语。别的同学是怕记英语单词，我的麻烦是元音和辅音发不准，每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我都拼不出来。最怕老师点我拼单词和读课文，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宋淑蕙，她每次要点人用英语对话，对我就像是大难临头。刚开始用的是一种油印教材，我一看到它便心里发怵。分班时我被分到了年级英语慢班，慢班里大多是年龄较长的同学，我可能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弟弟，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我特地请室友李建国兄帮我补习英语，我们一人搬个小板凳，在西区五学生宿舍的树下对口型，念元音，发辅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发音。学了几个月才能念出单词拼音，在课堂上还头一次得到了宋老师表扬。事实上，李建国要算我半个英语启蒙老师，毕业时他把自己的英语小辞典送我作纪念。
　　由于把精力转移到了专业和英语学习，加之我坚持天天跑步，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我逐渐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二年级以后我就觉得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现在想来，三十多年前要是糊里糊涂地退学了，以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很难再考上大学。要不是碰巧遇上刘兴策这么耐心的老师，我今天的人生肯定潦倒凄凉。患了抑郁症和要求退学这件事，只有我和刘兴策老师知道，今天在这里我向刘老师鞠躬谢恩。
　　四  实习：丢人现眼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走出抑郁症大约一年多时间，我们年级就开始了教学实习。记得新年开学后的一天夜晚，全年级开实习动员大会，散会后我一个人带着重重心事偊偊独行。上大学前我是中学的代课老师，对教学实习本应成竹在胸，照说与那些没有教学经验的同学同台试讲我可以稳操胜券。可那年中文系在我老家麻城没有实习点，全年级同学的实习学校都在武汉市内。和我一起生活三四年的室友，尚且难听懂我的“普通话”，让武汉青少年听我讲课岂不像听天书？大家明白，教学实习对师范生来说非同小可，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还是由学校分配，实习成绩绝对影响以后工作分配的好坏。在一个男权主宰的社会里，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取向大不一样，“工作”就是男人的“终身大事”——有了好工作不愁没好老婆，就怕有了好老婆却没好工作。这种情况在今天似乎变化不大，现在的青年男女比我们当年更要“理性”“现实”，因工作而与女朋友分手的男人不少，因女朋友而放弃工作的情种不多。实习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如此重要，谁还敢对它掉以轻心？实习动员大会的那天夜晚我彻夜失眠。
　　我们班分为三个实习小组，有个组的实习学校是华师二附中。我们组的实习学校是武汉粮道街十四中，实习指导老师是教现代汉语的吴永德教授，实习组长就是经常嘲笑我方音的李建国。我与室友邓衍明分在同一个初中班，班主任王迎跃是位数学老师，也是一位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知性美女。邓衍明是我们六班的“四大美男子”之一，和这位美男子走在一起，本来就有“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的自卑感，加上自己的“普通话”又说得“太有个性”，因此，与邓兄的积极自信相比，我开展班主任工作不够大胆，内心胆怯做班上的学生工作便畏首畏尾。事后想来，和邓衍明在一个班实习简直是个灾难，如果与室友王祖国或雷中祥同在一班，我的信心和感觉一定会好许多，这两位仁兄的“英俊”程度与我基本不相上下。
　　起初，王迎跃老师对我和邓衍明的态度表面上还算“不偏不倚”，一个星期以后明显就感觉到有点“冷热不均”：对我只是相当“客气”，对邓则颇多“温情”；和我只谈“工作”，和邓则兼聊“生活”，所以，邓衍明很快就进入了实习“角色”，而我的实习工作一直都“不在状态”。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教案备好了很快就要登台讲课，课堂教学最能检验师范生的“综合实力”。我讲的第一课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尽管我的教案得到了语文老师和吴永德老师的称赞，我对自己的讲课还是没有信心。在老家时我口头表达能力其实很强，来华师后被班里和寝室的同学笑怕了，一开口讲话就憋得脸红。一个星期二上午的第一节课，我一走进教室就很慌乱怯场，一开口同学们就暗暗发笑，一念课文同学们就笑得前仰后合，连我们实习组的同学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不知道那节课的40分钟是怎么熬过来的，从小到大没有像那样丢人过，我真想钻进十八层地狱，无颜面对那些小孩，面对自己的师友，面对江东父老。
　　下课后吴永德老师把我叫到实习组办公室，首先肯定了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上完一节课的“勇气”，接着分析我这节课存在的问题。他说主要是方音太重，一读课文同学们就觉得我的发音很怪，一分析课文学生又听不懂我讲的内容，所以整个课堂不是起哄发笑，就是死气沉沉。另一个问题是我完全没有放松，我的教态和语音都很僵硬，举手投足都有点怪模怪样。他还在听课笔记本上记下了几十个字，这些字我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远，如“永”、“玉”、“橘”、“仰”、“菊”、“矗”、“白”、“纯”、“碎”、“浮”、“默”、“贼”……用了一两天时间，吴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我的发音，有些字音我怎么也读不准，有些字音念准了，整句读起来又变成了方音。仅仅念“永”字就憋得我全身出汗，吴老师也弄得摇头叹气；我已经完全绝望，吴老师好像也不抱希望，但口头上还在鼓励我：“别泄气，世上无难事，只怕没恒心。”
　　登台讲课两周以后，我班上有一位同学的母亲跑来跟我的语文指导老师大吵大闹：“如果还让那个小戴老师讲课，下周我女儿就不来上学了，这个老师讲课她一句也听不懂。真不像话，让这种人来误人子弟！”这位家长吵架时我正好就在旁边，她并不知道我就是那个“误人子弟”的“小戴老师”，否则说不定她要对我破口大骂。这一幕不知实习组是否有人看到，这件事我始终没让吴永德老师知道。报喜不报忧的“优点”人人皆有，只是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比我还要在行。
　　等“闹事”的家长走后，语文指导老师安慰我说：“小戴，你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你的教案备得非常漂亮，你回到麻城老家一定能做个好老师。”听了指导老师这番安慰，我真想一头在墙上撞死。一离开麻城我就不想回麻城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话太绝对，我家乡算是穷山恶水，不然怎么会出那么多弄革命的将军？再说，上大学前我在老家的“相好”是个武汉知青，我上大学不久她也回到武汉，即使我愿意回老家，她又岂肯再回麻城？
　　实习的40多天里，我几乎夜夜失眠。
　　正当我在讲台上上演“悲剧”的时候，实习组的其他同学正忙着排练“喜剧”。如今不管哪所大学里都是阴盛阳衰，那时我们年级和班里却是男多女少，所以很多女同学后面都有一群追求者和暗恋人。叶翠蓉同学与我们同在一个实习组，而且她此时又正“名花无主”，实习组里至少有两个老兄正跃跃欲试——李建国和雷中祥都名列其中。是否付诸行动尚不得而知，但雷中祥喜欢叶翠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雷兄外表谈不上风流潇洒，但骨子里可是柔肠千结，像他这种男人一痴情起来就痴得要命。只可惜，这位老兄在情场上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与我们年级另一才子李旭兄属于同一种恋爱类型：只运球，不投篮。
　　建国兄是另一类采花者，头脑灵活，伶牙俐齿，是情场上敏捷的狙击手，谁要是不幸成了他的情敌，即便躺着也要中枪。就算你与恋人正在谈婚论嫁，他也可能从密林里杀出来“横刀夺爱”。他对叶翠蓉早有“好感”，到实习的时候才露出“苗头”。这家伙在恋爱这种事情上最能“知行合一”，一经决定便雷厉风行。有一天他勇敢地邀叶“出去走走”，想不到叶翠蓉不冷不热地对他说：“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好走的。”李兄这位情场上的常胜将军，这次竟然败得一塌糊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建国兄在宿舍里哭丧着脸倾诉，我们因此为他难过了好几天，后来因此调侃了他一辈子。
　　说实话，叶翠蓉的确值得他们暗恋和追求，她给我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实习时她那落落大方的教态至今还历历在目。在校念书的时候，任绍文和叶翠蓉与我们寝室的同学分在一个小组，大家经常在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和课程讨论。任绍文是我们的大姐，毕业前又得知她与熊忠武正在热恋，忠武兄在我们班上一直威信很高，我们这些小弟弟无不把他视为兄长，因此大家对任大姐可不敢有“其他想法”。叶翠蓉年龄上与我们十分相近，每次讨论发言她都雄辩滔滔，叫人不得不由衷佩服。聪明的女孩很多，纯朴的女孩也不少，又聪明又纯朴的女孩在这个世界上可不好找。不过，我更多地还是欣赏她的才情与灵气，那时我早有自己的“相好”，即使没有“相好”也不敢吃天鹅肉，比起她的口若悬河来，我是个结结巴巴的笨蛋，连李建国这样班上的活跃分子，她都不想陪他“出去走走”，更何况像我这种组里的“实习差生”呢？顺便说一句，从王玲玲大姐到王莹丽，我们六班的女同胞毕业以后，在家里是贤妻良母，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可惜只有任绍文一人成了我们的“嫂夫人”，其他所有人都成了人家的新娘。在我们六班开花，在其他地方结果，情何以堪！当然，造成这种局面双方都有责任，我们男同胞不敢豁出去“冲锋陷阵”，女同学又不愿放下身段“暗送秋波”，一方少了点勇气，一方多了份矜持，所以“两好”最终不能合成“一好”。悲催！
　　言归正传，还是来说说与我同在一个班实习的邓衍明吧。姓邓的这混蛋是那次实习最大的赢家，他实习成绩门门优秀早在预判之中，抱得美人归实出意料之外，让自己的指导老师自愿降格为自己的女朋友，情场上这般手腕我心悦诚服，这小子脸蛋“好”外加演技“高”，除了服输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是实习小组唯一的输家，组里所有同学的实习成绩不是优秀就是良好，只有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合格”。雷中祥和李建国实习都有上佳的表现，情场失意不过是“题外损失”，热恋和失恋只算实习的“场外花絮”。回校那天我与实习组长建国还大吵了一架。然而，吵架归吵架，成绩归成绩，如果较真起来，我的实习成绩可能还不够“合格”，我不只拖了全实习组的后腿，也给母校华师中文系丢了脸。老祖宗传下“丢人现眼”这个成语，好像专门为我这次实习“量身定制”。
　　实习归来，十分迷惘。当作家对我已是浮云，当教师也变得希望渺茫，我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路在何方？”
　　五  考研：无奈之举
　　据传，海明威曾半是自负半是俏皮地说过：天才写，庸才教，蠢才听。我至今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也许是别人添油加醋的附会。不管是出自何人之口，这句话并非完全胡说八道，学术与创作虽然没有可比性，但研究李白的学者与李白本人，其意义和地位显然不在一个层面；靠讲授海明威混饭吃的教书先生，又哪能与海明威本人同日而语？当然最高层次的思想家容当别论，作家和诗人更新我们的感性，思想家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过去我没有想过要考研究生，更没有想到要“搞学问”，既没有这个野心，也没有这份才气。我的人生理想是到报社当记者，心有余力再写点小说和诗歌，从没有把教书作为自己的职业选项。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无论教中小学还是教大学都没有什么意思。法国古代有一则笑话说，某人打听一位老朋友的近况，别人回答他说这位老兄不是死了，肯定就是教书去了。可见，“教书”和“死了”没有太大区别。
　　我为什么最后想到要考研究生呢？说来心酸。
　　大学四载，与室友免不了偶有碰撞，但和大家相处得相当和谐。班上的许多同学，或对我生活多有照顾，或对我学习很有帮助，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亲切温暖。室友中和王祖国交流最多，一是我觉得他比较聪明，大家都戏称他“黑格尔”，他也觉得我不是太笨，彼此多少有点惺惺惜惺惺；二是他基本能听懂我说的“普通话”，所以很少嘲笑我的麻城方音，与他交流起来比较轻松随便；三是他的性格比我还要孤僻，在年级同学中不是那种场面上的“名流”，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在一起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因此，同寝室三四年来彼此形影不离——“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从个性上说，我喜欢并渴望和同学们交流，可是，我在教室和寝室只要一开口，我的方音就会引来嘲笑，越被人嘲笑我就越不敢开口。有一天学英语学烦了，室友刘国斌对我说：“建业，干脆你把麻城话教给我吧，我听你说话和听英语差不太多。”为了避免被同学模仿成为笑柄，每天早晨背古文和英语，我总是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至少要“侦察”一下左右有没有同班或同年级同学，这才开始朗诵和背诵，很长一段时间我一人跑到元宝山将军村背书。有一次我在寝室背刘禹锡的《乌衣巷》，一不小心让李建国听见了，姓李的模仿能力又很强，当天夜晚熄灯后他便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一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逗得寝室的兄弟们哄堂大笑。又有一次我在学生寝室五栋前面的树下朗读徐志摩诗歌，又被李建国“偷听”到了，他夸张地模仿我那种独特的麻城方音，“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不只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柔”，反而让人大倒胃口。
　　现代汉语这门课的普通话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可翻越的“蜀道难”。朱道明老师教我们普通话，记得有一节课她老人家点同学们起来朗诵课文。李建国的普通话说得比较标准，那天我叫他坐在我旁边，轮到老师点我的时候，他细声念一句，我大声跟一句。朱老师还不知道我们在作弊，她以为是旁边的同学在说闲话，马上说：“大家不要说话，听建业同学朗诵。”李建国一“不说话”，我也就“不会说话”。周围的同学都抿嘴哧哧暗笑，那尴尬的场面叫人无地自容。
　　班上同学拿我的方音开涮已成习惯，我被调侃多了也感到比较“自然”，开始对调侃我的同学十分恼火，调侃久了就变得非常麻木。但是，同学们的调侃可以满不在乎，以后的工作难题又如何面对？特别是实习铩羽而归之后，这一问题变得异常严峻。我对自己能否当个好老师毫无信心，去行政部门做秘书又很不情愿，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活命”的生存压力，自己不愿再回到衙门里当领导的马屁虫。
　　左思右想后才决定考研究生，读研究生后人生或许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将来的工作也可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实话实说，考研究生是我在穷途末路时的无奈之举。
　　能否考取研究生尚属未知数，但大三以后我有些有利条件。譬如，英语我已经从慢班进到了快班。我托王玲玲大姐从北京带了一本《英汉小辞典》，那本辞典共10000多个单词。白天拼写单词，就寝后在床上默背，背了忘，忘了又背，大约用了一年多时间，我从第一个单词背到最后一个单词。这些单词后来成了我阅读英语专业文献的基础。我学的虽然是哑巴英语，但阅读文献大体还行。三年级下学期我读了多本英语简写本小说，记得第一次读懂这种简写本小说时，我自己不知有多高兴。英语是读研究生的拦路虎，此时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困难。
　　专业课我虽然常常喜欢逃课，但每次逃课都是在图书馆看书。与现在大学生只看教科书大不一样，我们七七级同学专业基础课都学得还比较扎实，如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等，大家都读了不少经典名著。古代文学几个任课老师的课堂教学都很吸引人，由于自己过去喜欢写诗，所以对唐宋文学稍稍熟悉一些。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课，我们班的同学特别重视，彭立勋老师讲美学后还激发了大家学美学的热情，李泽厚《美的历程》刚一出版，我就跑到书店去买了一本，还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到武汉大学去蹭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室友王祖国喜欢看理论书籍，对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我后来理论兴趣的养成，既有时代风潮的鼓荡，也有老师在课堂上的指引，还有王祖国这些同学的影响。
　　当时准备考研究生不是因为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不是因为有强烈的学术追求，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人生出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和俗人，未曾立志搞“大学问”，只是决心过“好日子”——这才是我报考研究生的宗旨。
　　哪知天遂人愿，我又碰巧考上了！
　　读研究生后我才惭惭明白自己喜欢干什么，自己能够干什么，社会需要什么。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个百无一能的书呆子，喜欢读书却没有才气，想搞创作又缺乏想象力，从此不再天马行空地幻想。逃避教书最后又不得不回头教书便是我人生结局。《警世通言》中那句名言道尽了人生的无奈与辛酸：“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六  人生：一切都由上帝说了算
　　一位法国思想家认为人的一生全由“偶然”组成，“荒谬”就是人生的本质与真相。细细想来，从出生一直到坟墓，我们从来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还没有与我们商量的时候，父母就把我们给生下来了；还没有经过自己签字同意，我们就被迫到火葬场去报到。假如我们不想在此时此地出生，假如我们不想患上癌症怪病，假如我们不想穷困潦倒，假如我们不想要这对狗男女做自己的父亲母亲，假如我们不想做男人或不想做女人……所有这些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一切都要等老天——或上帝——说了才算。
　　单说我个人吧，我一生的每一步都是“碰巧”——要是高中时我喜欢的那位天使不爱文学，我肯定就不会发愤学习写作；要是我办墙报时拼凑的那几首烂诗没有被小报发表，我肯定不会幻想当什么作家诗人；要是不曾幻想当作家诗人，我肯定不会填报中文系；要是我在中文系读书时能言善辩，我肯定不会去报考研究生；要是没有去读研究生，我的人生肯定就是另一种“活法”……
　　前天我读到的一篇科普文章，统计了世界上三百多名百岁以上的寿星，发现这些寿星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他们之中有人喜欢大睡懒觉，有人喜欢跑步锻炼，有人喜欢吃肥肉，有人不沾荤腥，有人喜欢早睡早起，有人却是地道的夜猫子。医学家现在发现寿命的长短，约70%取决于各人先天的遗传基因，约30%才受制于后天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就是“碰巧”吗？你“碰巧”遇上了什么样的爹妈，他们就会赋予你什么样的遗传基因。理论上人人应当生而平等，现实中人们却一出生便不平等：有人生在皇宫，有人出自茅屋，有人天生丽质，有人丑陋不堪，有人才华卓越，有人愚昧迟钝……这一切并非本人的勤奋努力或疏忽大意，完全是取决于冥冥之中的遗传“碰巧”。
　　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国家的未来尚且没有任何确定性，个人未来更难有可以把握的预期。一个领袖的个性就能决定社会的风尚，一场政治风波也可能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此刻正刮着北风，下刻没准吹来东风，谁知道呢？我们的人生由不得自己选择，人生规划往往都变成了人生笑话：盼长生的最后短命，希富贵的反而贫困，想高升的后来贬官，求美名的到头来臭不可闻……当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下注，但掷色子的上帝才决定输赢，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极大的偶然性，“碰巧”左右了我们的一生。连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在人生的赌场上也没有任何胜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他对老天的埋怨，也是他对人生的哀叹。
　　不仅成败充满了偶然，婚姻也完全由于“碰巧”，其喜剧状态是“巧合”，其悲剧状态是“苟合”。人们常说的男女“终身大事”，其实比大妈上街买菜还要随意、随机、随便，每人组成家庭不是在自己同学同乡同事中“就地取材”，便是托身边的亲人熟人帮忙介绍，大妈上街买菜则到蔬菜市场上货比三家，她可以精明地讨价还价，还可以冷静地东挑西拣。除非碰上了“三年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贫困的年代，否则，蔬菜的货源肯定要比男女“对象”的“货源”充足得多，因而买蔬菜比谈朋友有更大的选择余地。麻烦还不仅是周围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对象，而且还在于根本不知道应找什么人做自己的对象。你观察一下周围的男女就会发现，糊涂蛋也清楚自己喜欢吃什么菜，明白人却不明白自己应该娶（嫁）什么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必然是一种人生的遗憾：当我们结婚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应找什么样的人；等自己明白应找什么样的人时，我们通常又不可能再去结婚。从本质上看，婚姻是上帝为青年男女“乱点鸳鸯谱”，有时“碰巧”把鲜花插在牛粪上，有时“碰巧”让武大郎娶到潘金莲。难怪，成家的男人往往抱憾“生小不相识”，婚后的女性更常常感叹“恨不相逢未嫁时”。
　　既然人生的成败、穷达、祸福、姻缘、寿夭，统统决定于一些极其偶然的“碰巧”，只有白痴才会为得失而焦心，因穷通而烦恼。无忧无虑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才称得上世间的“通人”和人生的“达者”。
　　兄弟们，七七年我们“碰巧”搭上了时代的“便车”，这才有缘聚首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头，沐南湖雨露，染桂子清香，让我们珍惜自己的过去，也珍惜自己的现在吧。我们这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一生，如果赢了，别得意；如果输了，别在意！
　　附记：

　　“七七级”绝非一篇文章可以说完，人生苦乐也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句无”，想说的东西太多了，反而不知从何说起。去年毕业30周年聚会上，同学们一致决定要编一本纪念文集，聚会一散“决定”便成了“不定”，纪念文章自己也迟迟没有动笔。4天前，王泽龙兄在餐桌上向我催稿，说《广西日报》社长李启瑞同学对此非常热心，文集将送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是，我这几天昼夜奋战，匆匆草成此稿，以此纪念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感谢当年的受业老师，怀念桂子山上的同窗。
　　2014、1、8深夜2点

引文作者：戴建业
引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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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谈 : 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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